【编者按】12月1日，济南时报07版“大家”以“李宗刚：以‘生命的舞姿’，勇攀学术高峰”为题，报道我校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学位点负责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宗刚，他在五四文学发生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研究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在研究之外创作众多“学者散文”，他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拼尽全力，以激情涌动的“生命的舞姿”，勇攀学术高峰。全文如下：
作为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学位点负责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宗刚迄今已经出版《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现代教育与鲁迅的文学世界》等著作9部，合著4部，编选研究资料14部，并在《文学评论》《文史哲》《清华大学学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他在五四文学发生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研究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是他在研究之外创作的众多“学者散文”，还有他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拼尽全力、激情涌动的“生命的舞姿”。
成长摇篮
李宗刚于1963年出生在山东省惠民县李庄镇齐家口村。这是黄河大堤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就是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奠定了他人生的底色，成了他“成长的摇篮”。1976年的一次大水，让李宗刚从骨子里对黄河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敬畏，“黄河以其鲜明的形象，让我知道了‘心中有敬畏，头顶有神明’的道理所在。在我的心中，黄河是一条富有生命的河流，她既塑造了我的性格，也承载了我的生命体悟”。
李宗刚的父亲是小学老师，父亲从农村走出来从事小学教学工作，为李宗刚的人生搭起了第一块“跳板”，让他在青少年时代便对村庄之外的世界有了一个瞭望的窗口。尤其是父亲带回家的《红旗》杂志以及恩格斯的《论马克思》等书籍，让依然处于懵懂状态的李宗刚对外面的世界形成了初步的想象。
1973年前后，家里买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这台收音机也给李宗刚打开了一个聆听社会风雨声的平台，“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每晚六点来钟的评书联播和八点钟的新闻联播。这一时期，我听了薛中锐播讲的评书《大刀记》等”。至于村里屈指可数的当代文学书籍，尽管少得可怜，但浩然的《艳阳天》竟然也在村里的青年中间传阅着，李宗刚也很快便被其中动人的故事情节吸引了。书中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细腻情感世界，犹如一股清泉流过了一个少年相对贫瘠的心田。
小学语文教师杨春盛也让李宗刚铭记至今，“杨老师对学生的作文特别重视，1974年下半年，《闪闪的红星》在全国上映，我们也都露天观看了这场电影。杨老师要求我们把看电影的感受写下来。没想到杨老师非常欣赏我的作文，还要我把这篇作文誊抄到他精心准备好的一个作文本上。我发现几名高年级同学的作文也都已经由作者本人工工整整地抄录上去了，这让我有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在抄录作文的过程中，同班的男女生看了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这让平时居于边缘位置的我深感自豪。如果细细追溯起来，我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最早的文学批评也许是在杨老师的启发下开始的。”
李宗刚记得，当时的高中语文课本有鲁迅的《呐喊·自序》，这篇文章让李宗刚产生了极大的共鸣，那就是从事理科工作无法改变人的精神，而文学则能够改变人的精神，起码能够深刻影响到人的情感。于是，原本因为受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影响要读理科的李宗刚，最终决定“弃理从文”。1984年，李宗刚以惠民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赤诚问学
从乡村的泥泞小路跨入山师的校门，李宗刚心情激动、豪情万丈。在入学后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沉睡已久的人生梦想好像迎来了春天，正像久旱之后的庄稼获得了春雨的滋润，开始拔节生长。我感受到了生命强力正在挣脱套在自己身上传统的枷锁，让我信心百倍地攀登另一个希望的山巅，并从人生之巅领略到人生的大好风景。”
风景果然很好。第一学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课，就为李宗刚打开了一扇通向未来的大门，让他坚定了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信心。“目标”确定后，李宗刚迅速展开行动，他旁听了冯光廉老师给高年级开设的鲁迅研究选修课、查国华老师开设的茅盾研究选修课、夏之放老师开设的美学课，以及朱德发老师和蒋心焕老师开设的五四文学选修课和中国现代小说史，学习勤奋、刻苦。
李宗刚至今记得朱德发老师浓重的蓬莱口音，“朱老师虽然没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其文学功底却是极其深厚的。他的课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现代思想的大门，让我随着他所讲解的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代文学大家而进入了五四文学的现场，切实地感受到五四新思想正在激荡着我年轻的心。”在旁听蒋心焕老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课的过程中，李宗刚对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产生了兴趣，并向蒋老师表达了要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跟随他研究小说的想法，“蒋老师是一个极其严谨的人，他在表示欢迎的同时还要我提交自己写的文章。我便把自己当时写的一篇关于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的文章交给蒋老师。过了一周，蒋老师把这篇文章还给了我，说我基础不错，可以全力准备考研。这让处于彷徨状态的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回忆大学生活，李宗刚发现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每一个学期紧张的学习生活，还有每一个假期的寂寥的自习生活，“每一个假期，我在家里小住一周多之后，便返回学校，在空旷的校园里漫步，在寂静的教室或宿舍里读书。我利用假期，既细读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又研读了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著作”。
正是凭借着这么一股不服输的精神，李宗刚考上了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导师蒋心焕先生的指导下，他开始特别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他尝试从宏观的视野来探讨中国现代小说如何从传统小说转换而来。正是由此出发，他对梁启超等倡导的政治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并完成了《在政治层面上诞生的小说观——论梁启超小说观》的写作。这篇论文发表后还被《文汇报》“论点摘要”栏目所关注，让李宗刚备受振奋。1994年，李宗刚的硕士毕业论文的主体《论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由此奠定了他未来学术研究的根基。
勇攀高峰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李宗刚留校任教，但没有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担任教师，而是担任了写作课的教师。从写作课的教学规律出发，他开始注重散文和杂文的写作，并发表了大量作品。这一时期写作的散文，后来被收入《行走于文学边缘》一书出版。山东师范大学语文教育专家、博士生导师曹明海曾经专门撰文指出：“李宗刚在学术研究和散文写作的交叉地带，‘行走于文学边缘’，以‘学者散文’的特有真诚和富有意味的语用洒脱，传达文学研究生活中跃动的心灵声息，拓开了一种‘学者散文’的文学新境域。”
散文创作虽然成果颇丰，但在李宗刚看来，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的学术研究也被延宕了。于是，2002年，他考上了朱德发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重新沉潜到学术研究的浩瀚海洋中，李宗刚几乎到了忘我的程度，“那段时间，我总是随身带着电脑，利用一切空隙的时间写文章。不论是在出差的高铁上，还是在陪着家人购物的间隙，我都能够进入学术研究的无我境地。”
一系列的学术成果于是接踵而至，以对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的思考作为学术再出发的起点，李宗刚逐渐地聚焦于五四文学的发生学研究上，最后定位于文学教育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是《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该论文在大陆出版后，还在台湾出了繁体字版。此后他又把学术研究的目光聚焦到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进而把目光投向了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并再次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
李宗刚的学术研究功力，从朱德发先生为其《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所写的序中可见一斑：“宗刚教授既考析了民国教育体制与现代期刊文学的发生、民国教育体制下文学课程的传授、文学认同与文学传承，以及民国教育体制与现代女作家的关系；又论述了民国教育体制内学校文学教育个案和作家影像及他者建构，从而建立起一套认知并表述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关系的新颖独到而又丰实别致的话语体系。这对于同类研究课题已问世的学术成果来说，则是带有整体性的突破与创新。”
生命舞姿
李宗刚坦言，自己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有所提升，与重视史料有着密切关系。在学术著作之外，他出版过《炮声与弦歌——国统区校园文学文献史料辑》《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新世纪以来学术期刊理论研究资料》等资料汇编，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执掌”山师大学报之后，他还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整理山师学报的“文粹书系”上，24册“文粹书系”，他亲自编选的资料就有11册。
早在求学期间，李宗刚就特别注重写读书笔记——抄下精彩的片段并写下自己的思考，他把这些读书笔记称为“思想火花”。保存起来的“思想火花”一旦有了某种机缘便形成燎原之势。他写出的不少论文就是根源于这些“思想火花”。
到如今，《思想的火花》已经有了15本，总共213万字，第16本《思想的火花》也于今年的8月23日“启动”。
2021年，李宗刚被任命为山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学位点负责人。2023年12月，他被推选为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如今李宗刚依然每天读书、写作，依然在学术的园林勤奋耕耘，希望登上更高的学术山峰。
小时候，李宗刚受到一位本家祖父的启发，赋予自己名字“内柔外刚”的含义。2010年代初，翟德耀先生则把他的名字赋予了新的含义：“宗刚尚柔秉低调，怀真抱朴立高标。”李宗刚说，从50年前祖辈的文化滋润到10年前学界前辈的勉励，一个人走过的道路正好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没有放弃跋涉的决心，我们就会从小路走向大路，就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我后来能够走出乡间的泥泞小路，靠的就是这种屡败屡战的柔性和绝不服输的刚性。”
那是一种生命的舞姿，一种激情涌动的人生。“生命，既然已经无可争辩地隶属于我们了，我们理应自由地跳着属于自己的人生舞蹈，尽情地释放生命所具有的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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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董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