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清：全球新变局下的金融新作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四清

　　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应盲目“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政策经验，避免激进式改革、过度金融开放的发展道路，持续改进内部治理和金融监管水平。

　　今年恰逢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亚洲金融危机20周年，我们共同探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未来”这一话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今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有充分理由回顾、总结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这里，我想结合国内外实践，以“全球新变局下的金融新作为”为题，与大家分享一些思考。

　　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新变局。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人们逐渐有了全球化的概念。二战以后，各国不再以战争、殖民等方式争夺利益和势力范围，开始以“制度规则”协调国际关系，这促进了战后几十年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全球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

　　但近年来，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经济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退，贫富分化加剧，地缘政治冲突不断，金融市场出现波动，逆全球化思潮日益盛行。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过去半年，G20经济体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高达39项，是2017年的两倍。受此影响，WTO近期下调了2018年和2019年世界商品贸易增长预测。与此同时，保护主义逐渐蔓延至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今年上半年全球直接投资骤降41%，给全球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回顾历史，尽管每次危机后各国都大力推进改革，但全球经济运行中的旧有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一是发达国家没有走出周期规律的老路。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从未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从1978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1988年的严重通胀危机、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破裂，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危机似乎每隔几年就会重演。有研究指出，全球每15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大型债务危机，未来两年尤其值得警惕。随着全球主要央行逐渐收紧货币政策，全球利率中枢上移，未来债务将无法继续快速增长，资本市场价格面临深度调整，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将逐渐抬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发达经济体GDP增速将由2018年的2.4%降至2020年的1.7%，而且下行趋势在未来几年还将延续。

　　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学术界通常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在此之后，虽然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快速增长，但部分国家间歇式衰退仍时有发生。目前，全球依然有7.5亿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其中2/3集中在非洲地区。由于各国禀赋条件不同，政治经济体制各异，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发展模式可供参考，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在借鉴、改革、试错中探索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是新兴市场国家没有摆脱脆弱性的困扰。尽管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全球货币体系的缺陷，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今年4月以来，随着美元指数“超预期”上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国相继出现金融动荡，股汇债等资产价格大幅调整。为应对危机，上述国家纷纷采取加息、资本管制等干预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未彻底消除风险隐患。

　　这既与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不够稳健、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不够健全有关，但更主要是受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效应的冲击。从这个角度看，新兴市场国家要摆脱脆弱性的困扰，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还需要世界平等的支持与合作。

　　中国成功抵御了多次外部危机的干扰，经济保持40年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40年，中国找到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制度安排和发展道路。制度性变革、全球化发展和低成本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过去发展的基本逻辑，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经验。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值得特别强调：

　　一是坚持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改革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中国的制度变迁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成为经济起飞最给力的引擎。改革开放40年，尽管不同时期阶段性目标有所不同，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有快有慢，有的顺利、有的曲折，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始终是市场化，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但取得成功的却寥寥无几。一些国家采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可的“休克疗法”，基本都陷入了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的困境。而中国坚持立足本国国情，不“照抄照搬”，将国际经验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坚持渐进原则，“小步慢跑”“先易后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实现了各项改革措施的平稳推进。

　　二是坚持稳妥有序的对外开放。

　　开放是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主要西方发达经济体在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转变的路径中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发展，亚洲国家和地区则是打开国门、拥抱全球化的典范。坚持对外开放也是中国在长期发展中得出的宝贵经验。40年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加入WTO并融入国际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依托自身优势，成功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深化的历史性机遇，通过与外部市场深度融合，助推了经济起飞。与20世纪90年代末部分东南亚国家过度金融自由化不同，中国坚持主动、稳妥、有序的开放原则，平稳渡过了历次外部冲击，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坚持促进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发展。

　　纵览现代各国经济发展史会发现，几乎所有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依靠制造业崛起，而近代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都与房地产市场过热和金融市场过度膨胀有关。40年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中国相继通过优先发展轻纺工业、重点加强基础产业、大力振兴支柱产业、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了完备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为避免经济“未富先空”，近年来中国加大力度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制造业的全球份额持续扩大。199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仅为2.7%，居世界第九位；2010年占比提高到19.8%，跃居世界第一，自此连续多年稳居第一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从“代工生产”走向“自主生产”，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巨大转变，给所有身处其中的人们都带来巨大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在科技进步没有重大突破的背景下，如何为全球经济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逆流中，如何主动作为、融入世界，为推动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作出贡献？在金融危机周而复始的规律下，如何为下一场潜在的危机做好准备？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坚守本源，改革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新动能。

　　过去40年，中国在总结国际经验和结合自身国情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创新推动了经济的持续较快稳定发展。对于金融业来说，自身服务能力的提高同样有赖于改革创新，同时也必须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和使命。

　　一方面，要坚守本源。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金融资本的回报来自于产业投资的价值创造，离开产业发展的金融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好支付清算渠道、投融资中介和风险管理等基本功能，着眼于为实体经济提高服务质效，降低投融资和交易成本，增强风险管理能力。

　　另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创新。金融业要通过对经营管理机制、服务工具手段的不断变革和创新，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做出新贡献。要拥抱金融科技的发展，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重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形态、场景和方式，大力推动新经济发展的进程。要服务新兴产业，推动创新发展。金融业应积极支持有利于促进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的创新型行业、代表未来产业升级方向的高科技产业，积极探索产融合作模式的创新，不断提升服务效率。要着力补齐短板，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消费金融，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通过优化授信政策、加强资源配置、拓宽融资渠道、完善服务模式等手段，不断提高服务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水平。

　　第二，加强合作，促进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

　　中国经济40年的快速发展表明，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推动全球经济较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正是世界各国携手合作，重拾了市场信心，推动了实体经济企稳复苏。

　　当前，受逆全球化、本国优先等思潮的影响，各国政策协调明显减弱，部分国家以邻为壑的做法正在深度伤害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此背景下，金融业应勇于担当，加强合作，进一步支持改革开放，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金融合作，特别是大国金融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推动金融政策的协调，支持国际资本有序流动，防范货币政策调整的负面外溢效应，建立更为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二是增强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互信、业务往来和流动性安排，支持跨境业务的发展，特别是积极支持跨国企业的投融资与贸易活动，促进技术创新与跨境产能合作。三是共同抵制市场投机行为，杜绝恶意炒作，避免人为制造恐慌，共同维护市场信心，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第三，完善政策，强化监管，防范周期性风险。

　　梳理各国经济金融周期发展的规律，总结新兴市场脆弱性的根源，结合中国持续40年快速发展的经验，我们认为，各国在金融稳定发展上可以相互借鉴，完善相关政策安排。

　　对发达国家而言，要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作用，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更加积极有为，减少经济金融体系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应盲目“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政策经验，避免激进式改革、过度金融开放的发展道路，持续改进内部治理和金融监管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其主要目标就是加强金融监管，减少经济金融发展的顺周期性；通过逆周期操作，促使金融机构在繁荣期间留足储备，在衰退期间提高应对损失冲击的能力；通过杠杆率监管，限制资产规模的过度扩张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在实践操作中，金融机构要夯实资本基础，增强对各类风险的管理能力，为抵御潜在的金融危机做好准备。

　　大变革的新时代需要新的理论创新，需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性。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国内经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智库日益成为各国加强沟通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方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赋予智库的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大变革的新时代呼唤智库提供更多智力支持。中国银行具有优良的学术研究传统，我们愿与各科研单位一道，把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建设好，为中外专家搭建更加广阔的交流与研究平台，积极发挥好智库作用，为提升我国国际金融研究水平、增强国家软实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来源于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