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学术文章，作者是浙江大学的学者。文章里讨论的那些案例，比如自动驾驶撞人、AI合成录音，让我这个办了十八年刑事案子的律师，也陷入了思考。我们团队在杭州处理过不少涉及新技术的案件，从早期的网络犯罪到现在的数据犯罪，一个核心问题始终没变：当技术闯了祸，板子到底该打在谁身上？
技术开发者：宽容创新，严惩恶意
文章把人工智能的风险分成了两类：开发时的“内生风险”和应用时的“应用风险”。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办过的一个案子。当时，外省某科技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因为对项目不满，擅自修改了核心算法代码，导致公司一个重要模型瘫痪，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最后，这位工程师被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追究了刑事责任。这个案子就很典型，技术开发者如果心怀恶意，利用技术去搞破坏，刑法当然不会放过。文章里提到的“数据投毒”、“篡改代码”，都属于这种情况，一旦查实，构成犯罪是没跑的。
但反过来，如果开发者是出于善意，在技术探索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风险，刑法就应该保持克制。比如，为了训练一个更智能的模型，开发者需要爬取海量的公开数据，这里面难免会混杂一些受版权保护或者涉及个人信息的内容。如果仅仅因为开发者“概括性地知道”可能存在这些内容，就认定他构成侵犯著作权或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技术创新恐怕就寸步难行了。文章提出的“技术责任论”很有意思，认为对技术进步的正向认知，可以部分抵消对潜在危害的负面认知。在实践中，司法机关也确实很少仅仅因为技术存在固有缺陷（比如算法“黑箱”、技术“幻觉”）就对开发者定罪。核心还是要看有没有“明显的恶意”，也就是直接故意。
服务提供者：风险的中心与责任的焦点
那么，当AI生成的内容出了问题，比如合成了一段诽谤他人的录音，或者输出了诱导自杀的对话，谁该负责？文章的观点很明确：主要追服务提供者的责。这个判断，和我们处理网络犯罪案件的感受是吻合的。
技术开发者躲在幕后，链条太长，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而直接使用者，往往只是单个的违法犯罪分子。唯有服务提供者，处在技术和用户的交汇点，既能管理用户，又能倒逼技术优化，还是直接的获利者。从办案角度看，向服务提供者追责，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我国近年来的法规，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把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压在了服务提供者肩上。这意味着，服务提供者处于一个“保证人”的地位，有义务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如果没尽到义务，就可能构成不作为的犯罪。
这里有个关键区别：服务提供者担责，不等于技术开发者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服务提供者一旦被追责，必然会回过头去要求开发者排查和修复模型缺陷，形成从惩治“应用风险”到治理“内生风险”的传导效应。所以，刑事规制的矛头虽然指向应用端，但最终会促使整个技术链条更加安全。
风险分级：一把衡量责任的尺子
文章最让我觉得有启发的，是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应用进行“高、中、低”三级风险分级的动态评估思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是我国过去互联网司法中的一个教训。不能因为一项技术可能被用于犯罪，就推定提供这项技术的人有罪。
怎么分？文章给了些例子：直接关乎人身安全（如自动驾驶）、国家利益（如自动行政执法）或专门用于未成年人的，属于高风险。涉及财产、社会秩序的内容生成系统（如写文章、做视频的通用AI），属于中风险。而像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特定领域的客服机器人这些，属于低风险。风险等级不同，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和可能构成犯罪的门槛，也截然不同。
对于高风险应用，服务提供者的核心义务是“不增加风险”。比如，自动驾驶的百万公里事故率，不能比人工驾驶还高。只要你能证明你的技术整体上更安全，即便发生了单起事故，也难以认定你存在刑法上的过失。
对于中风险应用，义务核心是“防止风险再现”。比如，一个AI聊天机器人第一次诱导用户自杀，如果服务提供者事先已履行了基本的安全评估义务，可能不构成犯罪。但事发后，你必须立刻优化算法，堵上这个漏洞。如果同样的问题接二连三发生，那你很可能就存在过失了。
对于低风险应用，义务则简化为“配合整改”。比如，诈骗分子利用某个翻译软件行骗，软件提供者只需要按要求配合调查、进行整改即可，一般不会直接面临刑事风险。
在认定是否构成“间接故意”（明知可能发生危害结果而放任）时，风险等级也决定了门槛的高低。高风险应用，需要“明知多人多次”违法犯罪而不制止；中风险应用，门槛更高，需要“明知长期大量”违法犯罪；而低风险应用的服务提供者，基本上不成立间接故意。
读完这篇文章，我最大的感触是，法律，尤其是刑法，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时，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谦抑。我们不能用工业时代的刑法框架，去生搬硬套数字时代的问题。动不动就把技术人员、平台公司送上被告席，看似维护了安全，实则可能扼杀了未来。就像文章结尾所说，刑法不应成为技术之敌，而应努力成为技术之友。这不仅是学者的呼吁，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位法律实践者在具体案件中，时刻秉持的审慎态度。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或许就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法律人出的最大考题。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