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汪晖纪念王富仁之作。这一纪念并非单纯地撰写悼文，而是借助王富仁的著作，对王富仁，以及他所研究的东北作家群，做出共情式的理解，并尝试对八十年代以来启蒙与反启蒙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究。文章既有怀人的温情，也有思想的张力，更牵涉汪晖本人与端木蕻良的交往，兼具史料价值。本文刊于《读书》2018年第8期，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

王富仁于二〇一七年五月去世，他的门生故旧筹备编辑纪念文集时曾来信索文，那时读了好几位朋友所写的悼念文章，心有所感，起初是答应了写的，却终于不知道从哪里落笔。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是一个时代的洪钟大吕，九十年代之后，语境与问题都在变化，而他并不随波逐流，也从未扮演时代英雄或青年导师，以致渐渐为媒体所忽略。二〇〇三年他去汕头大学任教，倡导新国学，以他独特的方式写过老子、孔子、孟子思想逻辑的系列论文，但其内核与他此前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思考一脉相承，并不在如今国学洪流内部。我隐约觉得：富仁因应时势，承国学之名，又有所坚持，试图以近代新文化对国学内部进行改造。但这个思路大概躲不过今日国学家的法眼。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二〇〇七年，之后一别十年，再谈起他时，已是永诀。

我和富仁最初相识是在一九八三年的秋天，由王得后先生引荐，在他的博士生宿舍里谈了很多，此后就有了为数不多的通信和来往。但一九八九年之后，除了偶尔在学术活动中见面之外，我们往来渐少。一九九九年，他出版《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专门寄了一册给我，扉页上像他在八十年代的赠书一样，用他那长方形的、用力写出的字体落笔题签，称谓依然是“同志”。这部书中的一节主要讨论我的鲁迅研究，记得是放在九十年代的范畴内谈的，他大概觉得我的研究虽然成型于八十年代，但更多的回应是在后一个十年。事实也确乎如此：他的对话对象是陈涌先生代表的一代，而我的对话对象则跨不过著名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了。这里确有某种代际关系在里面。记得八十年代的后期，在一次现代文学学会的座谈会上，他提到我们之间的歧义，用了“论敌”的字眼，但基本的意思是说我们观点不同，但仍像同志一样交流。也因此，在阅读前面提及的那本鲁迅研究史的著作时，我更深地体会到他的开阔胸襟和秉笔直书的性格。

王富仁（1941-2017）（来源：《中国教育报》，李颖 摄）

没有写悼文，因为担心落入谬托知己的窠臼，更担心在媒体表述中遗忘了对逝者的敬意。沉默有时比开口更真实。现在因富仁的遗稿而写此文，且并无富仁的授权，实在有些找不到理由。但朋友执意寄来文稿，才知道是关于东北作家群和端木蕻良的。而我好奇的是：富仁为什么要重新讨论东北作家群尤其是端木蕻良？他要借着重读这些为当代人所忽略的作家和作品说些什么？富仁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学者，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只是为了补苴罅漏而做文章。

事实上，他的宗旨首先是去蔽，其次是正视听，在历史变动之中重新发明文学史的“真相”。初读文稿，一种久违的文风扑面而来，让我记起当年读他论鲁迅的那些文字。富仁极少引用理论，几乎没有注释，他将文学和生活的积累转化为直抒胸臆的文字，以大写意的手法，千山万壑，大江大河，勾画历史变迁的脉络，追踪每一个时代以各种名义被压抑的文学与思想的潜流，力图释放其能量、激情、思想和才华。富仁是现代文学领域内思想解放或启蒙的代表人物，但当他将“五四”和启蒙放在三十年代的脉络中考察时，他以重新发现“五四”的热情探索这一时代“左翼”的意义，以更为强烈和真切的笔触发掘作为“左翼中的左翼”的东北作家群的能量。

说比重新发掘“五四”更强烈和真切，是因为八十年代对“五四”重新思考、对思想革命的再度发明因应着时代的主潮，而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纪论述左翼却像是逆流而上，否则又如何“去蔽”呢？放在当代的语境中，他的论述不会被放在转向了的“新启蒙”脉络中，毋宁更像是后者的对立面。事实也正是如此。他所要去的“蔽”到底是什么呢？这便是始于重新发现鲁迅的另一面即非政治家、非革命家的另一面的漫长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胡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废名、沈从文、张爱玲被凸显，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及左翼作家被边缘和漠视。这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解放进程，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遮蔽的过程：“左翼文学被遮蔽了，‘东北作家群’自然也就被遮蔽了，因为东北作家群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旗帜下陆续走向文坛的，他们的基本倾向从来都是‘左’的。”在东北作家群中，萧红、萧军为人熟知，但萧军被人谈起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与萧红的关系；萧红为人熟知，不是因为她是左翼作家，而是将她作为非左翼作家并与丁玲相对立才重建其位置的。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对80年代中国大陆冲击很大。它不但重新确认了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的文学地位，更是学界“重写文学史”的重要动力

遮蔽的进程是在解放的口号下展开的，反主流的潮流其实正是当代主流本身。置身当代主流的“我们”以一种非历史的倒置，将三十年代反主流文化改写为主流文化，其结果不过是自我合法化。富仁并不否认这些被再发现的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也没有否定对这些作家进行重新评价的意义，他针砭的是这一时代以“解放者”自居的“我们”的傲慢。在读到下面的断言时，我有些惊讶于富仁的直白——他以一个老启蒙者的姿态表达了对于革命的忠诚。对他而言，革命不是写在勋章和纪念碑上的标记，也不是与启蒙相对立的进程，而是在生存的立足点被连根拔起的生死之间展开的求生搏斗。在多重的边缘地带，在无望的挣扎之中，挣扎者终于意识到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或阶级命运的联系，从而认识到了“整体”的意义。革命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但“为了活”无法通过个人解放而获得，而必须同时解放“整体”，从而求生意志可以展现为牺牲精神、必胜信念、超越个人利益的勇气，以及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荣辱与共的意志。因此，在后革命时代，对革命的忠诚只能展现为“启蒙”确立了自身的主流地位之后的继续探索、持续颠覆和朝向不断解放的进程。这是多大的讽刺：

“我们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就是没有憎恨也不会憎恨的人。我们好说‘告别革命’，实际上不是我们告别了‘革命’，而是‘革命’告别了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革过命，也从来没有打算去革命，我们向谁告别？……总之，我们是戴着白手套而采摘了我们的文化成果的。”他尖锐地指出：这一“戴着白手套”的“告别革命”及其连带的审美趣味最终只能堕落为资本与权力的婢女。

富仁对于三十年代左翼的辩护并不是要重建左翼的牌坊，而是在历史力量的升沉起伏之中，在三十年代与当代的对照中，探索遮蔽和压抑的能量。如同鲁迅在“五四”时代对于“真的人”的追求，他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也正是挖掘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的“真的人”，或用他自己的语言说，是“全人”——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全才，而是有真实的爱恨情仇的人，即便是褊狭、恐惧或其他弱点，也映现着完整的人生状态。通过对东北作家群的重新检视，他不但重新定位了左翼文学和东北作家群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位置，也重新发现了鲁迅的独特位置。与大多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同，“鲁迅越来越同挣扎在生命途程中的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了一起，越来越同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社会群众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