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一个人要像爱祖国爱山川爱河流”，放到几十年前，或几十年后来看，《致青春》里只有这句台词真正感人，但放在当下的中国，你需要冒着矫揉造作的风险才能义正言辞地说出这句台词。

影评人面对这样的电影也很无能为力，因为不论你竖大拇指还是竖中指，都丝毫无法撼动他的票房。你用拜金主义也好、消费主义也好、物化女性也好等等五花八门的批评语言去批评《小时代》一样，任凭你高枪大炮，粉丝们只有一句话：so what？

海德伍德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了披头士在前苏联的接受史，核心的问题意识是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让我甚感兴趣的是在支撑这七十年的对立的各种因素当中，流行音乐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到最后音乐是如何改变了苏联，改变了全世界。

相比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罗大佑，黄安显然有更多下层的生活经验，而且在呈现下层主体的经验之时，黄安并没有台式苦情歌的色彩，相反，他不带悲情地、富于幽默地呈现不卑不亢地草木人生。在黄半仙、黄大嘴之前，黄安的绰号是“台湾工人皇帝”。

戴着口罩长跑的中产阶级确实是有他们自己的政治诉求和政治自觉的，归根结底，个人即政治，身体即政治。再搭配流行的弱者的武器的说辞，把自己置于安全地带，活在个人解放的幻觉里。个人层级的解放如何汇聚成社会进步？这究竟是在动手术还是涂口红？这到底是左派的天真烂漫还是右派的保守暧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