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户口的市场价为50万，这意味着政府需要为一个非京籍人士长期负担的财政支出贴现值为50万，假如有外来农民工300万，若全部实现市民化，则意味着北京市政府要为此多支付1.5万亿。目前全国有1.6亿外来流动人口，若按每人10万的财政支出计算，这意味着即便今后农村人口不再流入城市，各地政府也必须拿出16万亿。而今年1-10月，仅地方融资平台发债规模已近6000亿元，政府债务水平仍在快速上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重工业增速为10.3%，轻工业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重工业，达到11.5%，这或许标志着1999年开始的这轮重工业化已经开始减速，尽管中国整个重工业化的进程还能持续，但也已经步入了后期阶段。那么，在重工业化步入后期之后，会有什么变化，为何会让企业主产生悲观情绪？这可以从资本报酬率下降的角度来解释，如前所述，2010年之后企业盈利增速开始下滑，导致投资意愿也会随之下降。这些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增长非常惊人，说明有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向外转移资本，也说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资本由短缺变为过剩。

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主要体现在：一、投资被高估、消费被低估，修正后最终消费对GDP贡献已明显超过投资；二、中国的高储蓄率源于政府、企业和高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储蓄率并不高，不同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这些是内需不足且通胀不显著的原因；三、区域均衡发展战略难以推动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和升级应在具有竞争力和规模经济的区域开展。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消费被低估。钢铁和水泥产量实际增速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说明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存在高估可能；据测算，居民实物消费被低估4%-10%（高端消费品被低估较多），服务性消费被低估18%-21%（主要存在于文化娱乐、居住和医疗等领域）。

单纯从控制外汇占款规模增长的角度看，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设计时就应该充分考虑人民币与外汇之间的供需平衡问题，在人民币流出的同时，要增加国内的用汇需求，相应放缓外汇储备的增长。

中国M2规模成为世界第一，是央行、商业银行、政府、企业和个人合力推进的结果。从本质看，这是中国经济在全球份额上升的结果，只是货币份额的升幅大大超过经济增速。

行业发展前景或行业的成长性看好，未必表明归属于该行业的股票就只涨不跌。同样，传统行业或周期性行业在货币政策趋紧阶段，也未必只跌不涨。因为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实在太多，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估值水平。

中国的产业升级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国产业升级过程当中，外贸出口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仅仅有这么一个自然增长的趋势还是不够的，需要有政府的政策扶持，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进行金融的改革开放，需要有民间资本跟政府的政策有一个更好的结合。

中国现在到处都在修建高铁，从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到有高铁，间隔时间不过20多年。国道的限速最高是80公里/小时，高速公路最高限速到120公里/小时，而高铁的最高限速据称今年可以到380公里/小时。速度的提升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还有更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改变。

货币政策的信誉理论告诉我们，政策信誉的丧失将会导致政策对实际产出更大的冲击。因为中央银行缺乏信誉将会导致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产生时滞，中央银行在降低通胀水平时不得不实施比原本需要的更为强烈的政策。

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已经表明了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如收入分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政府职能的转换等。既然如此，在国民经济的评价或发展目标上也应该有相应的调整，以避免南辕北辙后果的出现。

形象地说，只有让猪肉价格的涨幅超过茅台酒的涨幅，才能够使社会贫富差距缩小。故政府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推动价格改革，不仅要让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上涨，而且要推行利率市场化，提高储户的财产性收入；二是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性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