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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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是我们朝外看，现在是世界对我们充满好奇
那类很明显让人能感受到中国国家力量、价值观念的电影很难输出，也很难进入到国际主流商业院线。可能只有一些中国的艺术电影在欧洲国家的艺术院线有一定的吸引力。电影走出去的背后，还是需要国家力量走出去，与此相匹配，我们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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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王小波到参加反美游行，我的思想开始转变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到三角地看各种大字报并抄录下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记录历史。几个月之后，我又参加了另外一场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大游行。在穿着统一服装的游行队伍中，我并没有感觉到个人的渺小，反而有一种历史的参与感和自豪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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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国产影视都拍了些什么
面对世界格局的剧烈调整，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两种彼此矛盾又分外强烈的情感结构，一是对新的崛起中国的认同，从文明深处中寻找自信，二是吊丝的现实处境带来深刻的社会焦虑。人们精神分裂般同时存在于伟大崛起的大时代和卑微弱势的小时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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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占中”电影和亚洲广场运动
中产阶级呈现了两种秉性：一种是去政治化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种是政治化的（作为捍卫个人权利的人权斗士），但讲述民主化运动时，其本身带有的经济诉求为何消失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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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中国大片只讲了一个故事
这十余年来，国产古装武侠大片基本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即如何从“江湖”走向“宫廷”。从《英雄》开始，江湖情仇逐渐转移为庙堂斗争，到《夜宴》《黄金甲》，已经看不到“侠客”，唯有无休止的王权争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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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体制的瓦解与重组
本文把“体制”作为理解中国电影与社会转型的关键词。在中国的语境中，“体制”经常被认为是看得见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把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视为“非体制”、“反体制”的力量。这本身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误读，因为市场化、“非体制”化的推手恰好来自高度集权的国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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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在春天里卖梦
电视真人秀这台造梦机以梦想编织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矛盾的叙事，竭力讲述着双重故事。这些故事与其说向人们展示了一种逆袭成功的希望，不如说更加暴露了成功的偶然性和奇幻色彩，曾经的勤劳致富、公平竞争变成了一种赌博游戏和赌徒心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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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想象，谁的民国？
这种去政治化的民国想象中渗透着充裕的政治偏见，这就是在这幅风姿绰约的民国图景中唯独没有左翼知识分子、革命、苏区、解放区的位置。人们“心知肚明”这种民国范儿是谁的民国、是哪一个民国。这种民国世界中反叛者的缺席，使得民国好风光无需面对为何最终付诸东流、烟消云散的疑问。[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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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沉》：外企的腹黑与白领的国企梦
看完刚刚落幕的职场情感大戏《浮沉》，就会明白什么叫“风水轮流转”，身居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穿着时尚光鲜的外企白领，竟然最终“爱”上了偏居中小城市、人到中年的国企厂长。如果说2009年滕华涛团队打造的《蜗居》中妹妹海藻与市长秘书宋思明的“小三”故事依然要以悲剧收场，那么三年之后《浮沉》中白领乔莉和国企厂长王贵林则无需“偷偷摸摸”、无需经历灵魂与道德的拷问，他们光明正大地找到了“真爱”。如果借用《蜗居》中海藻询问/质问宋思明为何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时，宋思明不得不赤裸裸地说出“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的话，宋思明之所以能够“信誓旦旦”、“毫不掩饰”地说出“真理”，是因为他认为“原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褴褛衣衫”，这种“繁华下的沉重”是必然的，“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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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风者》：香港人的大陆故事
香港的“麦庄组合”（麦兆辉和庄文强）再度联手推出谍战电影《听风者》，这部电影已经累计票房超过2.5亿元，一洗2011年麦庄推出的古装大片《关云长》票房惨败的耻辱。对于这部电影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争议，一种看法是这部电影太“红色”了，丧失了香港电影的特色，另一种看法就是这部电影太“不红色”了，香港导演拍不了大陆谍战片。早在《听风者》之前，在美国的华裔导演李安拍摄的《色戒》（2007年）、台湾导演陈国富拍摄的《风声》（2009年）都是谍战题材，而且与《听风者》相似，都选择女性作为正面人物、并最终让这些女特工献出生命。这些影片为成长于后革命时代的80后、90后们提供了一种进入历史的情感方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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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嬛传》启示录：“屌丝”有没有其他出路？
热播剧与流行文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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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嬛传》启示录：“屌丝”有没有其他出路？
从帝王戏、家族剧、新革命历史剧，到谍战剧，最后到宫斗剧，你可以看出一个男性的故事变成一个女性的故事；也可以看出一种个人奋斗的故事变成了只能在既定的规则与游戏之下，成为一个既定的赢家的故事；你也可以看到，90年代中后期我们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关于市场自由竞争的想象，形成了逐渐走向一种自由竞争的失败，或者权利的固化、垄断的故事。那么这是《甄嬛传》的一个背景。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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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瑜：历史记忆的偿还与新历史主体的询唤
体想象有效倒置了50-70年代及其革命史中的主体位置，在从革命主体到现代主体的转换中，抹去了革命主体对于现代性暴力及压抑的内在批判。而对这种现代主体的询唤无疑与对“大国崛起”的世界历史的叙述是吻合的，不在是广大的第三世界、亚非拉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剥削、欺压的历史，而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探寻自我崛起的成败史。可以说，这种主体位置与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自我调整与定位有关，也密切联系着大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现实诉求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