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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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正在做的事，是颠覆性的
盎格鲁-萨克逊人一直认为，俄罗斯人是有一副白人外表的信奉东正教的鞑靼人——非我族类。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一个非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巨型国家，不管你实行什么制度，只要你发展起来了，你就是威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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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成熟的乌克兰人被“念想”牵着鼻子走
那些在“历史终结论”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并不会轻易地因乌克兰悲剧而明智地汲取教训，他们把自己的念想看的比百姓的饭碗乃至生命更重要，甚至把自己的念想视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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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战略一错再错，知道错哪儿了吗？
在政治理论上，赢得了对苏联胜利的美国处于大狂欢之中，简单地认为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可以相应地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美国既然这样改变了苏联，自然可以依法炮制地改变中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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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有资格提供政治学知识产品？答案是“一流强国”
我们熟悉的政治学范式基本上是“冷战政治学”，但这个研究议程并不解决实际问题。盲目模仿西方导致走入“无效的民主”的国家很多。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来自比较政治，而比较政治研究的转型应该从比较制度研究转向比较国家治理研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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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道路之争，是“民本”民主和“资本”民主的较量
如果问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什么，根源在哪里？经济学家肯定会说出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发展民营经济、市场化等关键词。但是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私有化程度都比中国高，为什么发展成这样？答案是，经济的背后还有政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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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用来研究什么？对于中国政治学者而言，大约有三大研究议程：完整地描述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建构关于中国政治的一般理论、研究世界政治史以发展国家类型学和一般政治理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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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思潮的底色就是意识形态，我们却不敢正视
建构主义的核心是民族主义问题，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二者都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建构意识形态权力。我们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研究的时候，反而是本着价值中立、价值去除的想象去对待这些以政治思潮为底色的理论，把这些学派都当成了学术乃至科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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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权夯实主权，是香港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被授予高度的自治权，主权者只有军事权力，而司法权、意识形态权力都不在主权者手里，长久以往，必然出现“国民性危机”即国家认同危机。几年前，“港独”还只是几个人的叫嚣，今天已经演变为规模很大的思潮乃至政治暴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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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抢夺“民主”解释权，中国人不能忘了马克思主义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随着社会主义被民主所解构，世界政治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取而代之的是民主与非民主之争，西方社会在道德上的优势由此而生，带来的后果是非西方的都是非民主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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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竞争的制胜之道是什么？
曾经极度贫穷落后的中国为什么能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坐二望一？依然是世界第一的美国把中美竞争定位为“文明的冲突”，公然用盛行于19世纪的种族主义说这是第一次非高加索人挑战了高加索人（即西方人）。美国的战略焦虑可见一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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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自由主义民主不是普世价值”，思政课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目前大学思政课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讲的东西和官方文件上的东西是高度雷同的，而且往往只讲结论。然而结论背后的逻辑却是学生最想听的内容，也是最能够影响他们的内容。这种逻辑，正是我们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东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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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事件：看世界史要避免浪漫主义
西方人再也承受不起两次世界大战那样惨烈的结果，因此以制度安排的形式把西方人对全世界的支配权固定下来，这就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配套性地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高科技技术的“巴黎统合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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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了我的国”还能说吗？——百年变局之下看中美关系
美国的战略精英早在20年前就意识到中美的这种基于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当前，为了缓解国内的焦虑，保守派需要制造一个敌人。未来的三到五年如果出现对抗性加剧的事件，也没什么可怕的，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由之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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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陷危机，为何最后苏联输了，中美赢了？
中国代表团到孟买，印度人问：“你们上海比孟买落后多少年？”代表团一听，傻了，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但还是回答：“落后很多年，等你们指导”。半年后印度代表团回访到上海，代表团团长掐自己的腿：“醒醒，这不是纽约，这是上海！”[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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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大调整，我们要习惯一些“新事物”
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次相比，这次中美关系的大调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者正处于冷战刚结束，美国的自信心爆棚;而中国开放刚十年，国力羸弱，美国自信自己能控制中美关系的走向。但这次，美国正处于危机所导致的焦虑时期，而中国远非30年前之中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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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陷入党争民主，中国则在践行“可治理的民主”
民主的社会条件比民主的形式本身更重要，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学家所反复强调的。据此，“历史终结论”显然很自大也很无知，居然可以不问条件地武断地宣称美国式民主是人类最好、也是最终的政治制度。[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