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武汉大学教授，专注乡村治理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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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与地方之间的协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当前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上级决策太任性，问责又过于严厉，地方缺少对政策本身在本地落地的谈判权和解释权，以至于很多政策在基层长期扭曲，脱离地方实际，空耗资源却一直未得到改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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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有第二次约谈
第二次约谈和频频约谈，对下级领导干部来讲，不只是掉面子扣绩效的问题，而是要掉帽子的问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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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形式主义应对官僚主义，乡村干部能不忙吗？
这样的“好事”做得一多，乡村干部就变成了群众眼中的“坏人”，群众怎么可能信任“坏人”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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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若硬搞扩权强县，会犯大错误
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扩权强县，结果就不仅是产生大量资源浪费，分散市域经济成长可能性……一旦潮水退去，一旦经济下行，放权带来的县级政府领导人的任性就会变成难以收拾的乱摊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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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县域，大城市的“脚”还是农村的“脑”？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本质上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正如前述对城乡发展不平衡讨论中得到的认识，这种不平衡性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正是通过这种不平衡，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水平平衡提供了可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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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西部无法复制东部沿海的“世界工厂”之路？
假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本质上是城市的内在组成部分，保留了农村的名，早已不存在农村的实，那么东部沿海农村创造出来的先进经验其实不过是城市发展内在逻辑的组成部分。中西部农村学习本质上是城市的东部沿海农村的经验，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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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退出宅基地要比进城晚半拍，这半拍大概需要二三十年
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农民进城都不可能是稳定的，都仍然需要农村这个退路，因此，就会出现农民进城了，农民在农村宅基地却没有退出的现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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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中产”正在消耗社会稳定性，我们愈发需要一个稳定的农村
县城是不可能实现本地就业的。进城农民正在变成脱离土地、高消费的“伪中产”群体。他们不同于传统的农民，也不等于市民。短期来看，可能刺激消费，长期来看，实则是在“消耗”我们保持社会稳定的战略资源。我一直反对激进城镇化，反对将农民“赶到”没有产业支撑的三四线城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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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动起了歪脑筋
农民宁愿烧死也不愿搬迁，是因为合村并点的社区住房质量差，生活不方便，生产更不方便，还要自己出钱买房。虽然农民不愿搬迁被烧死的极端情况比较罕见，但农民普遍反对合村并点却是事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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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贫民窟，中国为啥没有？
农民进城安居后，就不再需要宅基地了，他们就自然会在宅基地上种树、种大豆、种蔬菜、种粮食等等，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即使今天也在全国大多数中西部农村进行着。一旦进城农民进城失败了，他们还可以回来在原来宅基地上建房子居住生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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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14省104村后，我们呼吁防疫不要“管死”
“管死”的疫情防控体系严重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各地疫情防控宁左勿右，对劳动力流动设卡，对企业复工设限，防控层层加码，造成经济社会无法正常复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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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矛盾难调和，再造村社集体可能是条路
将农民组织起来是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前提。充分利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优势，借助农地“三权分置”将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别赋权，让农地回归生产资料本质，重建新型集体经济，再造村社集体。只有建立村庄利益关联机制，村民才会真正介入村庄事务，农民也才能组织起来。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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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贫困户变成“做任务”，帮扶对象甚至不耐烦
取消农业税前，国家要借助村干部来完成提取资源的任务，因此，就必须要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村干部在与上级的谈判中就有主动权。吊诡的是，在国家大量向农村转移资源过程中，村干部却被越来越多自上而下的规范要求束缚住手脚，失去了主体性和主动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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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存在问题，但真的需要大修吗
农村宅基地不是因为属于建设用地就天然值钱。试图让农民变现宅基地以获得进城资金，或是在农村宅基地上进行商业开发，只在少数地区能够实现。对于那些远离城市、缺乏旅游资源、区位条件一般的农村地区，不可能凭空产生出财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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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需要“野蛮生长”
经过30多年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到了消化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阶段，当前乃至未来20年，中国社会科学的重点不是规范化，而是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野蛮成长。大开大合，大破大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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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不必大修，应立足于完善细节
《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应当立足于细节完善，即仅对少量不适应当前实践的规定进行修改即可。或搁置修改，而通过国务院条例来应对实践中出现的少数新情况。国土资源部修法说明认为必须修法的五条理由都显得牵强，不足以成为修改《土地管理法》的依据。[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