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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世锦:防止经济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
  • 樊纲:中国经济近期波动与长期发展
  • 迟福林:服务业市场开放是深化改革的重头戏
  • 邱晓华:中国经济前景展望
  • 郑永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 杨壮: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如何提升“软实力”?
  • 肖耿:中国要在试错中告别野蛮增长
  • 周牧之:中国的城市化谋得太少,动得太快

会议要闻

参会嘉宾

Jeremy Rifkin

《第三次工业革命》、《零边际成本社会》作者,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

高清大图

杰里米•里夫金演讲现场谈共享经济

乌尔里希•森德勒介绍德国工业4.0的新趋势

“构建创新创业新生态”圆桌对话进行中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田舒斌致辞并演讲

新华网副总编辑兼移动互联网事业群总经理申江婴

北京大学张宇伟老师向杰里米·里夫金提问

乌尔里希•森德勒在思客会现场签名留念

刘世锦发表题为《防止经济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的主旨演讲

樊纲发表题为《中国经济近期波动与长期发展》的主旨演讲

Marshall Meyer(麦马啸)发表题为《高速的管理创新:中国的下一个出口》

迟福林的演讲题目是《以改革转型释放增长潜力》

邱晓华展望中国经济前景

众位专家在新华网思客会现场讨论“互联网+”带给城市的新动力

周牧之的演讲主题是《追求品质:中国城镇化的下一程》

肖耿发表题为《以金融深化与开放来激发创新与增长》的主旨演讲

杨壮谈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如何提升“软实力”

杰里米·里夫金在新华网思客会现场与观众互动

思客会现场观众认真听取专家的精彩观点

主旨演讲

刘世锦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打破高增长幻想,适应经济新常态

尽管我们经济会有一些短期的波动,但是过去5年发生的变化确实是一个增长阶段的变化,它更不可能回到过去10%甚至8%这样高增长的轨道。

经济下一程实现转型再平衡需要三个条件

一是高投入要触底,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第二就是减产能要到位。第三个条件是新动力的形成。我们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最重要的特点是整个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比过去大大增加。

如何防止落入低效益、高风险陷阱?

我想更重要的还是要推动改革,特别是不要把眼睛盯在宏观政策的放松上,而忽视甚至放弃实质性改革的推进。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很可能贻误时机,但是这个时间确实很宝贵,所以说到底,改革确实是必要的、是紧迫的,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实质性的推进。[详情]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经济波动只能熨平但不能消灭

咱们要搞市场经济,就得适应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情况,而且这还不可避免。但是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熨平波动,但不可能完全消灭波动。人的本能和市场机制等等决定了,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

防的不是经济过热,而是过热之后的事

其实防过热,防的不是过热的那点事,过热的时候没事,大家多高兴啊,我们真正防的就是现在这点事,也就是这么多的产能过剩。

低迷期要重新洗牌,要培育新的增长点

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不管是7%还是8%,这都可以辩论,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光靠旧的需求,而是靠新的需求、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新的产业。[详情]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十三五”形成新格局的关键在于改革

一个要适应于我们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第二,服务业市场开放是一个全面的开放;第三,形成以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新格局牵动影响转型增长的全局。

服务业市场开放是深化改革的重头戏

一个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以市场垄断。第二,推进服务业市场的便利化改革,使社会资本可以进入相关的服务领域,促进服务领域的市场活力。第三,要主动放开服务业市场的价格,我们服务业市场价格应该说在很多的方面还是行政垄断的。

结构性改革如何适应服务业市场开放?

我们服务业市场开放应该说包括服务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的政策性、体制性的结构性矛盾。服务业市场开放关键是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详情]

邱晓华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双重红利”促成中国经济上一程的高增长

我们赶上了内外两个新趋势,外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由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们顺应了这样的一个大趋势继续新的变革、新的开放,因而我们分享了世界冷战结束之后的和平红利。

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生的四个新困扰

第一,市场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们继续前进的一个突出问题。第二,最近十年中国城市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三,这些年政策开始进行必要的调整,对各种乱作为的公权力进行限制,对于各种乱消费的公款消费进行限制。第四,就是外部市场变了。

从统计数据中发现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第一,新的动力正在积蓄,人口质量的红利正在积蓄跟释放当中;第二,全面改革的红利正在积蓄跟释放当中;第三,深度开放的红利正在积蓄跟释放当中;第四,万众创新的红利正在积蓄和释放当中。[详情]

Marshall Meyer(麦马啸)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管理创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敏捷度

管理创新对于一个公司而言是全新的东西,二是它打乱了已有的现成的做法会让大家感到不太舒服。同时因为它是新生的事物,而且让大家感到不适,所以要花很长的时间。

越来越灵活的中国管理模式,为什么让外国大企业忧心忡忡

在老的管理系统中,每一个工人都是一个单元,这样的体系已经无法衡量整个市场,而现在新的体系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或一个点子,可以把它卖给市场和投资者,通常是卖给风投,风投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与其做追随者,不如做创新者和领先者

第一,每个人都想按照市场上的最佳模式来,不要这么做。因为做追随者永远都是追随者,你要做创新者、领先者。第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要不断地依赖于管理的创新,而管理创新的速度也格外关键,比内部的协同更为关键。[详情]

肖耿
香港大学教授及IFF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正在做四个癌症手术

中国目前实际上正在对四个癌症做手术:一个是腐败,一个是污染,还有一个就是过度的地方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产能过剩。

实现创新与改革红利,需要容错机制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容错机制,我们必须要拥有,这是两个必须要跨越的槛,一个就是股票市场,还有一个就是破产。破产我们比较熟悉,朱槠基当年改革的时候关停并转,然后再投基础设施、上市,这就是破产机制,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将它制度化。

三个秘密武器:竞争、问责与公共服务

西方的市场经济有三个秘密武器。就是市场竞争,这个秘密武器是我们衡量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问责,不仅仅是要用投票来问责,还要用脚来投票,用钱来投票,用市场来投票。还有一个就是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不仅是硬的基础设施。[详情]

杨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

多元冲突带来巨大机会

移动互联网起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把中国的文化和国外的视角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思维上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机会。

提升“软实力”,促进“硬实力”可持续发展

软实力作为国家的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关键的是文化和价值,以及它在文化价值中所产生的巨大的能量和动力。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文化价值,它的亲和力,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一个企业核心文化对我们来讲变得很重要。

打造企业“软实力”需要哪些多元因素?

家庭教育的影响以及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国社会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验,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互联网新媒体的影响,多元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企业的软实力至今为止还没有完全真正地得到展现,与中国的硬实力有很大很大的差距。[详情]

周牧之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中国的城市化谋得太少,动得太快

城市化宏观来讲是一个社会变革,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变革,同时人类是一个最复杂的制造,人类社会如何把城市建好,实际上是最艰难、最需要谋篇布、最需要智慧、最需要精雕细琢的过程,但是我们微观跟宏观来讲过去十多年都谋得太少,动得太快太大。

工业4.0时代,中国在加速工业上的收敛

有全球供应链,有模块生产,有生产设备的不断智能化,才有了我们20年的中国快速增长,因为中国的快速增长是在全球供应链的展开的这个中间。但是中国的工业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收敛的过程,这个结果是收的,我们工业4.0上来更要加速这个收敛。

生活服务是中国产业布局中的极大缺口

中国实际上有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就是我们的生活服务,我们维持生活的高端生活文化产业极其缺乏。还有医疗,高等教育等很多很多。[详情]

Ulrich Sendler(乌尔里希•森德勒)
德国工业4.0专家,《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主编

工业改革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

工业革命计划中讲到大众领域、大行业、大项目,同时也有15个创新中心,预计将在未来十几年中逐步成立,国务院也决定带头推动这些项目,但是我认为最后还是应该由市场和企业来主导。

从硬件到软件,工业革命正在加快脚步

产品的生命周期有很多的空隙需要我们来填补,在供应商跟生产商之间都有很多的空隙,我们必须要有效地填充它们。其实工业4.0并不局限于生产,它还包括开发、运营和服务,覆盖了整个工业链。

工业4.0的核心是产品,不是大数据

我个人认为,工业4.0跟大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它来帮助工业4.0,最重要的就是产品。产品实际上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服务的整合,我们不能仅看生产,还要看产品本身。[详情]

张亚伦
Airbnb东北亚区域总经理

创新需要正确的心态和思维模式

我认为它是一种心志,创新需要有正确的心态、需要正确的思维模式。第一,你要敢于失败。第二,勇于发问。最后,要有铜豌豆的精神,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分享经济将改变世界

中国在快速地接受分享经济这个概念,比其他地方都要快。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概念是欧洲、美国先来的,但是我相信现在中国因为技术的进步,同时我相信也是中国最具有创业精神,这两个原因使中国成为最为快速地接受分享经济的国家。

分享经济有潜力来影响整个社会,影响全球。[详情]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我们谈那么多,有一个问题被忽视了,就是谁来做。这几年我一直在观察,因为顶层设计这个词变得重要起来了,我发现从中央到地方谁都在做顶层设计,每个人都在做顶层设计,中国现在大家说得多做得少,甚至没有行动。

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国企跟地方政府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动静,外资也没有动静。民营企业除了互联网这一块还有一点动作,其他没有动作了。我觉得这需要分权,政府赶紧向企业分权,官僚机构手中那么多权力没有用赶紧给企业,国有企业要推动市场化。

物质机制跟道德要一起来,我们现在太强调道德了。但还是要有足够的物质制度,不能讲过多的道德,道德过头了物质没有反而导致未来更大的腐败,所以我觉得要改过来。

应当把改革当中的试错跟腐败分离开来,允许干部在改革过程当中犯一点小错误,这个不是腐败。摸着石头过河允许犯错误的空间,现在不允许你犯错误,一点错误不能犯,那你怎么样改革,我是觉得迫切需要把改革的过程当中的试错跟腐败分开来。

Ken Miller(米文凯)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美国外交委员会委员、前美林银行副总裁、上海纽约大学创新与创造力国际顾问委员会董事长

经济发展不能只关注GDP的增长

经济转型首先是观念上的转型,过去主要是关注GDP的增长,以后不能这样做,我们看到李克强的总理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不要讲GDP了,我们不那么关心GDP,因为GDP之外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关注的。

企业重组有助于减少投资失误

如果说一个企业重组实际上是惩罚投资者做的错误投资决策的话,这个肯定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不让这个企业破产,而是出手来救这个企业,然后所有的这些投资者不会因为他做了错误投资,投资不好的公司而受到惩罚,而这些企业就永远不会消失跟失败,他们就会像僵尸一样,你必须增加投资来解救他。

圆桌对话——从制造到智造

主持人

周牧之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模块生产的方式、全球的供应链、IT技术的发展使设备本身不断智能化,制造业向全球延伸供应链,超越国界,这就使制造成为了一个在哪儿都能干的事。工业的价值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不断下降,中国正是碰到了这次的机会,正好和改革开放时代相吻合,从而造成在中国的努力和不断挑战下我们成为了一个制造大国。我对4.0的理解就是在中国这个基础上植入了物联网和大数据。

对话嘉宾

Dave Schoch(萧达伟) 福特汽车集团副总裁兼亚太地区总裁

传统的汽车制造行业已经受到了外界数字技术的冲击,作为生产商和制造商,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我们在学习如何和新的数字技术共存,这些技术对于现有的市场是有扰乱性的。我也非常期待这样的变化发生。因为这会给我们一个重拾自己的机会,重新打造自己的机会,我们能以初创者的角色来面对这样具有扰乱性的变化。[详情]

对话嘉宾

杨亮 鼎利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德国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小企业,他们在某一个领域有非常高的专业技术,他们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有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而且有钻研的精神。可能我们国内目前缺乏这种“钻”的精神,当然国内也有很多优秀的企业。[详情]

对话嘉宾

苏亮瑜 越秀金控副总经理、金融研究所所长

对于这一波工业革命,我在这里提三点建议。一是我认为中国的策略应该是一个追随的战略,不是一个领先的战略。二是我个人认为应该让企业成为这场创新的主体,就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三是可以采取并购基金的方法,直接借船出海,收购海外的研发机构。[详情]

对话嘉宾

Ulrich Sendler(乌尔里希·森德勒) 德国工业4.0专家、《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主编

德国、中国可以合作推动工业4.0的发展,而不是一个国家做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国家照着做或者追随。我个人的观点是工业4.0不仅局限于制造和生产。我们要打造一个“互联网+”的平台,这实际上也是工业4.0的目标。这里面不仅是用互联网做优化和自动化,光有这个还不够,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所以还要更进一步。我想强调一点,从传统工程到智能工程的转型,是不局限于生产的。[详情]

圆桌对话——构建创新创业新生态

主持人

杨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

关于企业创新创业的生态问题,如何打造一个优质的生态体系,如何打造在这个生态体系下人和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真正放心地去创业,这是我们每个人所遇到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对话嘉宾

李小牧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兼国家文化贸易学术研究平台首席专家

中国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一定会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传承下去,也一定会通过文化贸易向国外传播出去,这既构成了下一阶段年轻人创新创业的大的生态环境,同时这本身也会是各位创新创业非常有可能大有作为的领域。[详情]

对话嘉宾

David Aikman(艾德维)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创业精神主要有三个阶段,一是开始你必须要自己站起来,希望来做;二是开始建立的这个阶段;三是开始扩大规模。每个阶段个体的因素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都很重要。[详情]

对话嘉宾

沈博阳 LinkedIn(领英)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无论是创业也好、做职业经理人也好,那些最基础的素质是完全类似的。当然创业更强调的是创新、更强调冒风险等等。但我相信很多职业经理人身上是具备这种素质的。[详情]

对话嘉宾

张亚伦 Airbnb东北亚区域总经理

我了解到新生代美国人的想法是什么,但同时我也了解新生代中国人的想法。我要和你说的是美国新生代的人不愿意冒险了,他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中国必须要努力争取。所以这样的思维状态能够让中国在任何方面,比如说创业到创新这方面具有领先地位。[详情]

圆桌对话——“互联网+”寻找城市新动力

主持人

申江婴 新华网副总编辑兼移动互联网事业群总经理

首先,互联网是平台、是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连接;其次,“互联网+”离不开通讯;最后,不要过分神化“互联网+”。

对话嘉宾

邓寿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常务副理事长

互联网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它虽然连接万物,却连一个水杯和一粒米都生产不出来,所以不能过分神神化。它解决的无非是信息问题,但信息误判时后果也非常严重。互联网不能包办一切,我们永远不能停止物质生产。[详情]

对话嘉宾

王一林 海南省政协常委、中国银行海南分行原行长,海南银行业协会会长

以前传统金融业没有顾及到一些人群,比如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现在加上互联网可以做网贷和众筹等,这都不难,毕竟银行卡有多年的消费数据,要评估客户信誉非常简单,开通网银就可以了。所以,“互联网+”只是基础设施和工具,它撼动不了传统商业银行的地位,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控制风险。[详情]

对话嘉宾

王任飞 海南农垦总局副局长

虽然我们不能脱离互联网,但互联网毕竟只是一个平台、一双翅膀,如果我们天天只拜神而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光做线上不做线下,只做虚拟而做不好实体,即使再“+互联网”我们也只能在家饿着。[详情]

对话嘉宾

史维学 三亚华创美丽之冠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一个平台或工具,是为了帮助人把事情做得更好。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要成为优秀的一员,就需要通过互联网来告知世人或者连接世界,这就是“互联网+”——但首先自己要足够优秀和出色,否则那个“+”也就没有意义。[详情]

对话嘉宾

傅国华 海南大学副校长

网络化时代,每个人的手机就是一个终端的平台,它让人类即使分散居住也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沟通与协作,从最开始的传递声音到现在的模拟化身形,功能越来越强大。“互联网+”这种新形态转变了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详情]

对话嘉宾

吴元轼 电商大咖、老A电商学院创始人

互联网本身已经不是一个技术了,它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的实时互联,中间用到大数据和通信等各种的手段。互联网的核心就是人,要解放人的效率,让每一个单点的人都成为世界的中心。[详情]

对话嘉宾

张鹏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智慧旅游专家

“互联网+”的难点在于政策,政策总是跟不紧互联网时代的变化。在“互联网+”这个时代,创新创业离不开政策支持。很多既得利益需要新的政策来重新调整,才能释放出原有垄断体制下被限制的潜能,给经济注入活力。 [详情]

思客sike@news.cn

思客是新华网倾力打造的思想传播与跨智库平台,以“汇聚思想、传递观点”为宗旨,聚拢各领域专家学者、行业领袖、企业高管、资深媒体人,生产和传播有深度的思想、有态度的观点、有品质的原创内容,发现思想力,成就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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