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谭里和，湖南今日女报社首席记者，两岁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不同程度残疾，系湖南新闻史上第一个拄着拐杖敲开新闻大门的残疾人。扎根新闻一线近20年，拄着拐杖走遍湖南省122个县市区，“用笔助残、用笔扶残”，撰写有温度、有深度的新闻近300万字，促进诸多基层民生问题的解决。2015年9月，被中央文明办评为敬业奉献“中国好人”；2019年5月获评“全国助残先进个人”，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20余次获湖南新闻奖，荣获第12届“湖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成为第一位登上“好记者讲好故事”舞台的残疾人记者。
2014年11月8日，第15个中国记者节，我的演讲——《用拐杖撑起的新闻理想》在中央电视台1套黄金时段播出，我给住在湖南革命老区罗霄山脉下的父母打了个电话。他们看完我的演讲，在我成为记者已9年的时刻，才终于完全相信：年幼时在地上爬着走路，后来被他们背着上学的“残疾儿子”，成了一名拄着拐杖走遍三湘四水的记者！
2014年11月，本文作者登上“好记者讲好故事”舞台，讲述了“用拐杖撑起的新闻理想”的感人故事
如今，又过去10年，虽然我行走的步伐越来越困难，但我的新闻之路却越来越宽阔，内心深处的新闻理想越来越坚定……
新闻理想源于一场“自救”
我能够成为一名记者，源于23年前一次在全国都产生影响的“自救”。
2001年4月，教育部取消报考普通高校对年龄、婚否等条件的限制，我从长沙一家机器轰鸣的福利厂生产车间，被两位朋友劝说回老家株洲茶陵县，准备参加第三次高考。此前，我两次考上大学都因身体残疾没有被顺利录取。
这次高考完，当知道自己将再一次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时，我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拄着拐杖一个人来到长沙寻求帮助。
临行前，母亲抓住我的手，流着眼泪说：“书咱们可以不读，但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母亲怕我承受不了三次高考未能录取的打击，一个人在外面想不开……我安慰母亲：“我一定会活着回来，录取通知书，也要想办法带回家！”
来到长沙，我在当时被设为湖南高考招生中心的今朝宾馆守了整整三天，直到酒店一位同情我的保安告诉我，湖南的本科录取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不可能再有机会了。但我仍不想放弃！
8月22日下午，我在一位热心人的帮助下，在长沙市兴汉门新运公寓楼下，见到时任中国青年报社湖南记者站站长吴湘韩，向他倾吐了自己的境遇……
8月25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吴湘韩撰写的题为《残疾考生为何难圆大学梦》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9月7日，湖南日报刊登湖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批示：“热情关心、维护残疾人这个社会特殊群体的各项合法权益，尤其是他们的受教育和劳动权利。”由此，我被补录，成为当年湖南中医学院（现湖南中医药大学）录取的最后一名大学生。
中国青年报对我的报道，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一个残疾考生的命运。不久，湖南省人民政府便通过湖南日报向社会郑重承诺：“今后凡填报我省高等院校，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残疾考生全部录取入学。”这一承诺，被视为湖南省高等教育中关爱残疾人事业的一个重大突破，终结了残疾考生考上湖南省属高校被拒绝录取的历史。湖南的这一合理合法且充满人性的做法，随即被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作为经验和典型案例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通报，对维护广大残疾人的受教育权，推动全国残疾考生依法录取入学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被媒体称为中国残疾人高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新闻之路源于坚持梦想
我原本一直想学医，学一技之长适应社会生存，但吴湘韩记者用新闻报道促进基层民生问题解决，用报道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一事件触动着我的心灵深处：如果将来我能成为一名记者，也要像吴湘韩一样，用新闻传递真善美。不过，我从来不敢把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一个双腿残疾、走路需要依靠拐杖的人，怎么可能会成为一名记者呢？但背后，我在默默地努力！
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用做家教赚来的钱，搭车到湖南岳阳华容县做了一个人物“采访”，后来，这篇5000字的人物通讯《做自己人生的信天翁》，刊发在2002年第20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再后来，这篇文章又被当时称为“国民读物”的《读者》和《青年文摘》杂志转载……这无形中鼓舞了我，让我看到自己有成为记者的潜力。
大学期间，我陆陆续续在全国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了30多万字的新闻作品。2005年大学毕业，我在校期间的最后一件新闻作品——《一位硕士生忏悔动天下》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特别报道”版。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青年报社特别报道部主任正是吴湘韩——给我做编辑的，也正是他！
几天后，我收到吴主任从北京寄过来的样报，看到发表的一个整版文字和图片，我难掩心情之激动，写下一段话：“4年前，同样是这张著名的报纸，我的名字和吴湘韩的名字出现在同一篇报道里时，我是求助者，他是写我报道的记者。今天，我成了这场被央视称为‘2005年最成功的寻亲事件’的推动者和记录者之一，吴湘韩则是我这篇报道的编辑。这些旁人无法看出来的细小变化，是我新闻追梦途中的巨大跨越，背后则是我这么多年来，无论身处多么艰辛、多么绝望的境地，我都没放弃努力、没放弃新闻梦想。一个人只有一直努力，才能让我们改变困境、接近梦想，把别人眼中的不可能变成可能。正因为这样，我也将在别人认为我‘不方便走、不能走’的新闻之路上迈开踉跄却坚定的步伐……”
不过，当我带着读大学期间发表的几十万字新闻作品向媒体求职的时候，遭遇的全部都是委婉拒绝。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时代邮刊》杂志社给了我机会。在杂志社工作，我从没有忘记，要努力成为一名用拐杖丈量三湘大地的记者。
2007年6月，我第二次参加湖南今日女报社招聘考试。当我知道又一次面临连面试都无法入围的情形时，我提着已发表的厚厚作品，守在今日女报社楼下4个多小时，终于等到凌晨值完夜班下楼的社长、总编辑王伏虎。我的坚忍执着最终打动了报社领导，包容、开放的今日女报社向我敞开大门……
机会来临时，新的挑战也接踵而至！就在我全身心投入采访工作中时，却发现自己的“记者身份”经常受到质疑，甚至到妇联系统的其他单位采访，对方都要先打电话向报社核实我的身份。只是不久后的一次采访，让我找准了努力的方向……
2008年8月，我接到来自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大山里的一个求助电话，求助人是一对患上罕见病的双胞胎龚前文、龚后武兄弟。兄弟俩克服身体局限，靠着一边打零工一边乞讨的父亲支持，考上了大学；临近开学，学费却没有着落，父子仨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给我打来电话寻求帮助。
我被他们的故事感动，回到长沙后写出深度报道。长沙一位爱心人士看到报道后，约我一起去看望两兄弟。他在报社楼下见到我的时候，同样怀疑我的“记者身份”，核实记者证后，才让我上了他的车。晚上，我接到这位爱心人士打来的电话：他原本只是被这对苦难兄弟的拼搏故事感动，没想到写报道的记者居然也是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人朋友，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决定资助兄弟俩接下来4年的大学学费！
没想到，我身体的残疾，居然在这次采访中“合理”地“发挥”了作用。我也明白，握在我手里的笔，应该是为了呈现需要受帮助群体的困难的，是给予那些没有发声机会的人一个平台的。我的文字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更应该给人以温暖、帮助和力量。当我认清楚了这一点，我在新闻路上才真正自信起来。
拄着拐杖扎根新闻一线
我入职今日女报社3年后，报社把空缺了5年的首席记者授予我；4年后，湖南省委宣传部又把“湖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授予我，这在湖南新闻史上是第一次把这个荣誉授予残疾人。
2014年9月的一天，我被领导从采访现场“紧急”召回报社，主管采编的副社长聂朝霞向我宣布一个决定：派我去参加中宣部、中国记协等单位主办的首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我一听去参加演讲比赛，表现出“宁死不去”的态度，并很快为自己找出三点“充分”理由：第一，我有语拙的毛病，从未在公开场合做过演讲，一紧张就语无伦次，这是演讲之大忌；第二，我的普通话不够标准，连和朝夕相处的同事沟通都经常闹笑话；第三，我的这个外形，怕“破坏”记者在大家心中的形象。
聂社长却强调：“你也许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凭自己的勇气、智慧、才干，拄着拐杖敲开新闻大门、扎根新闻一线的优秀记者，你不要考虑任何演讲技巧，只要把你的故事真实地表达出来，让人听懂，你就很有可能在湖南脱颖而出，甚至走向北京，站在全国新闻工作者瞩目的演讲台上。”我开始有些心动：如果真的能够讲到北京去，我还可以圆一个藏了10多年的心愿，于是答应了下来……
一篇1000多字的演讲稿，对一个经常写深度报道的记者来说，不是难事，但要把自己近10年在一线采访最精彩的故事通过1000多字来呈现，却没那么容易！接下来的3天，我写了3篇演讲稿，都被报社领导否定，急得在家里团团转；当我转到客厅里，看到墙壁上一张被我到处打上“到此一游”标记的湖南省地图，特别是在阳台上看到那些被我撑坏的拐杖时，我眼睛湿润了：过去9年的新闻生涯里，我居然跑遍湖南省122个县市区的119个，撑坏了29根拐杖，写下200多万字的民生报道。
我一气呵成，写出第4篇演讲稿。聂社长对这篇演讲稿做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有情怀、有感染力”的评价；王伏虎社长给演讲稿起了一个标题——《用拐杖撑起的新闻理想》。
9月19日，我代表报社参加湖南省委宣传部举办的选拔赛，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演讲；真没想到，我真的作为湖南新闻界的三位代表之一，把自己的新闻理想“讲”到了北京……
10月16日上午，我在首都大酒店完成了演讲，没有关心演讲结果，而是径直前往中国青年报社：在这里，我将完成第一次北京之行的一个心愿——我要对当年用报道改变我命运的记者吴湘韩当面说一声“谢谢”！为此，我还特意带上13年前他报道我的那张发黄的旧报纸，我想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对我的帮助，过去10年，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名像他一样优秀的记者……
在吴湘韩的办公室，我从包里掏出珍藏了13年的报纸，一边说着感谢的话，一边递给他。头发斑白的他接过去，站在灯光下，小心翼翼地捧着，望着发黄的报纸，眼睛也湿润了起来……
临走时，他从身后的书柜里取了一本书送给我，并在扉页写上一段话：“生命由时间组成。一篇新闻作品、一个版面、一张报纸的生命是有始终的，甚至是短暂的，但如果倾注了足够的时间、情感、思想，虽然不能使其不朽，但也是能延长其生命周期的。里和，自强向上！”
20天后，我和来自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社等媒体的9名优秀新闻工作者站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厅；我撑着导演特意为我准备的小方桌，完成了8分钟的演讲……
2019年春节过后，我迎来记者生涯中一段重要的经历。这年2月，湖南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湖南省委宣传部决定从省直媒体中选派20名政治素质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扎实的编辑记者，赴19个尚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跟班挂职。并要求挂职的编辑记者和当地的扶贫干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做好脱贫攻坚的宣传报道，开展9个月的“新闻扶贫”。
2019年5月，本文作者（右二）在湖南新宁县山区扶贫一线采访。
我反复向报社和省记协领导申请，争取到这次难得的机会，最终被派往离长沙近400公里的邵阳市新宁县，蹲点270天。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我耗时近一个月完成的深度报道，后来获得湖南新闻奖一等奖的通讯——《新宁患癌女支书写下“生死自负报告”继续扶贫》刊发当天，我因近20年“用笔助残、用笔扶残”获得“全国助残先进个人”这一殊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写下更为厚重的一笔！
用真实文字记录成长过程
2020年初，我结束在扶贫一线9个月的蹲点，回到长沙市。体弱多病的我，在担忧和焦虑的煎熬下，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我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有些人，我甚至还没有跟他们说一句谢谢，现在我采访不了别人，我就想用真实的文字记录成长过程。当我投入艰难的写作当中，心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2023年7月，这篇长达20余万字的“新闻通讯”终于完成，我给“通讯”取了一个标题：《天赐的拐杖》，即帮助过我的人，都是我生命中支撑我前行的“拐杖”，我要向他们致敬，向伟大的新时代致敬！
2024年5月，本文作者历时三年撰写，讲述个人成长历程的作品《天赐的拐杖》出版。
9月18日，我提着厚厚的书稿走进湘潭大学出版社申永丰社长的办公室。7天后，申社长给我发来短信：“里和，我是含着泪水读完全部书稿的，全书内容生动，文字细腻，启迪深刻。其中的人物、故事和情节，娓娓道来，展现出人性的光辉，折射出社会的进步，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具有很高的出版价值。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打造这部作品。”看到申社长的回复，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
我壮着胆子给一直关心我成长的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殷陆君寄去书稿，求赐序。半个月后，殷陆君书记给我发来近3000字的序，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翻开这本书，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篇名，回味那些艰难的日子，难忘这些珍贵的瞬间，我想起他10年前演讲的题目：用拐杖撑起的新闻理想。人之为人，就是要有理想，努力成就梦想，奋斗创造人生。曾经以为我们是帮助里和的另一根拐杖，其实是他一直在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激励我们。”
中国青年报社党委常委、副总编辑，第14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吴湘韩，不仅给我写来了标题为《他也许是中国新闻界的“唯一”》的序；而且作为我生命中重要的“拐杖”之一，2024年5月19日，他还专程从北京赶到湖南，出席了《天赐的拐杖》新书发布会。
会上，吴湘韩动情地说：“从里和的这本书中，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把这本书传播好，让悲观者前行，让无力者有力，把这本书的力量传递下去。”
2024年5月19日，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吴湘韩（右）与本文作者在《天赐的拐杖》新书发布会上合影。
时至今日，我能用文字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并且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除了要感谢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还要感谢19年来我采访过的每一个人：因为我和很多记者不一样，每一次采访，只要爬山越岭，都是被搀扶着完成的；我们经常为了完成一篇好的报道，一起努力，共同奔赴。我更要感谢自己生活的这个好时代，让我这样一个连步行都困难的残疾人，成为一名记者。这个时代让我坚信：一个人只要不放弃，就不会被抛弃；一个人只要肯努力，就会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人只要坚持不懈，就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
2024年，我满45岁了，虽然行走越来越困难，但我将在拄着拐杖能够到达的地方，坚持用自己撰写的新闻作品帮助他人、温暖他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他人、鼓励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