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土右旗苏波盖乡的新村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水旱灾害频发，导致大量农民破产，乡村破败不堪，引发许多知识分子的关注，“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于是一场目标宏大、内涵丰富的“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试图在发展农业经济，改变农村旧貌，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以达到挽救民族危机，复兴中华文化的基本目的。根据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研究的团体和机构达600多个，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其中最著名的是梁漱溟的“邹平模式”和晏阳初的“定县模式”。 

自掏腰包买农具聘专家 

　　1929年4月，阎锡山在萨拉齐东南7.5公里处找到一处荒地，自己出资六万大洋，搞“阎版乡村建设模式”，即以建设新村为宗旨，以开垦荒地和发展畜牧为根基，以教育为途径，因地制宜发展工商业，最终达到“自养、自卫、自治”的社会目的。计划确定后，阎锡山聘请南京金陵大学教授李映惠为农场主任。当年花费2.13万元购地368顷，2万余元购买美国一家农具公司生产的全套农具，计有拖车带犁、拖车带圆盘耙、条播机、割捆机、打谷机等，又花费7000多元建起工房36间，并购置种粮、饲料、牲畜等。 

　　1930年1月，李映惠因病去世，遂改聘金陵大学农林科讲师任承统（中国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奠基人）任试验场主任。现代农业机械的使用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经测算，机械一日之功足可抵牲畜百头和壮丁百名之功，但耗费却在人畜的三倍以上。为此，试验场改为以人畜劳动为主，辅以机械。同年，收并倒闭的张家口种畜场，该场职工并种牛23头和509只良种羊一起入驻场部。 

　　1931年，绥远省政府决定改良农牧，建设新村。已有一定基础和规模的萨县新农试验场制定了十年建设规划，前五年开荒，每年省政府辅助特别建设费一万元，后五年建设新村，由该场收入自行办理，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原则。如“先在农林牧三项生产事业上努力进行，以增加人民之生产；次从事于各项家庭工业之兴办，以期物尽其用外，同时妇孺亦有所业；待自给有余时，则兴办商业，以图货畅其流”。又如“军人有农夫身手，从事生产；农夫有军事本领，实行自卫”。原则严格按照阎锡山的试验初衷制定。1933年，新村组织大纲完成，规定“五家为邻，五邻为闾，四闾为庄，五庄为村”。这个拟建的村便起名为新村。 

教村民知识还送上大学 

　　1934年，新村开始动工兴建，划分为中、东、北、东南和西南五个区，各区以渠道为界，又分作数块以单字代表，如中区共分13块，分别以格、物、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3个字代表，共建房屋134间，村公所、学校、商店，工厂、职工住所均在中区，外城绕以围堡，垦荒人员居住在其他四区。到1935年，在原有土地的基础上，又开荒240余顷，完成干支渠四十余里。畜牧方面，除垦农自养牛马驴骡400余头外，场部有马81匹，牛114头，羊1070只，并在固阳专门开办了牧场。为满足垦农闲暇时的工作需求，成立了栽绒毯厂、皮革厂、百货商店、碾磨坊、干货铺、砖瓦窑等，各种手工作坊更是应有尽有，全村基本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社会。 

　　1936年，为加强对新村民众的教育，修建一座大礼堂，可容纳千人，并规定，凡16至45岁的男性皆须入夜校轮流接受教育，教学以农牧实习为主，学习成绩突出的可直接保送到金陵大学学习。同时还制定了村规民约，“邻以互保信用，闾以劝善改过，庄以互助合作，村以共守村公约”等，基本实现了阎锡山提出的“自养、自卫、自治”的目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民族救亡成为更迫切的问题，全国“乡村建设运动”声势渐息。 

　　从1929年到1937年10月，在不足九年的时间里，萨县新农试验场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客观上不仅解决了民众的温饱问题，而且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历史的风尘掩盖不住过往，今天，位于土右旗苏波盖乡的新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更如一幅迷人的画卷展现在土默川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