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涛
从小求学在外，三十多年的时光转眼而过，出差、学习、参加会议，走过不少地方，也听过不少地方的方言，在相互沟通中，也说过太不标准的普通话，但听来说去，最美的还是家乡话。
我的家乡在土默川上，三百多年前，无数的晋陕民众为了生存背井离乡，打通了黄土高坡与蒙古草原的通道，于是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安居乐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乡方言。家乡话以山西方言为母体，在各地方言的基础上吸收了蒙古族语言，所以，家乡话不仅浸透了晋陕民众的纯朴憨厚，也包含了草原民族的热情和豪放。
小的时候，对语言没有任何概念，以为所有人说得都是同一种话。直到上小学三年级时，村里来了一批天津知识青年，整天叽哩哇啦，乡亲们听不懂，便说人家是“天津侉子”。后来，其中的一位知青被分配到学校做我们的教师，上语文课时我们比照着课文勉强能听懂，到算术课上孩子们便不知所云。再后来，村里有参军回来探亲的人也讲几句“侉子”话，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侧过脸去表示不满和鄙视，甚至编出段子加以讽刺。说谁家孩子探亲回来，路过荞麦地问站在地畔的三大爷：“老头儿，这红根儿绿叶儿是什么玩意儿？”被三大爷提着棍子追得满街乱跑。其实，每个人不管出生在哪儿，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都是在浓厚的乡音里长大的，乡音就像一粒种子，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田。
乡音之于乡亲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对外来方言从来都是排斥，而且还试图改变外来者的口音。村里张大爷娶了个河北女人，还带着一个叫继光的儿子，每当开饭时，张大娘就满街喊儿子回家吃饭，张大娘喊得是继光，村里人听到的却是“几锅”，于是村里人就把这个孩子叫成几锅。到继光上学时，干脆就把名字写成几锅了。形形色色的方言会生出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有时让人忍俊不住，有时又让人啼笑皆非。家乡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某村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去城里吃饭，到饭店刚落座，服务员就上前询问吃什么，这人高声喊道：“六十一笼包子，七十一壶茶，八十一头蒜！”刚说完就让服务员轰了出去，原来这人说得是“溜上一笼包子，沏上一壶茶，剥上一头蒜”，服务员根本听不懂。
在没有方言的语言环境中，人们把方言藏在心底，方言是每个人离开家乡必须要带走的东西，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乡音就会立刻精神抖擞，兴奋异常。一旦说起乡音，家乡的一切就会涌入脑海。
家乡话抑扬顿挫，很有音律感，“海红红，枸杞杞，狼胖胖”，一草一木的名字都含着家乡的韵味儿。“做甚个来来？”一句温情的问候会荡起许多亲切。“鹅给你做上一对牛鼻鼻孩（鞋），哥哥兜跟兜跟得得劲劲穿上眊妹妹来。”一段地方小曲儿又容纳多少的男欢女爱。鲁迅先生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用起来很有意思的。”每一句方言都有丰富而又特殊的含义，如果用普通话表达则很难达到效果。一次同学聚会，酒酣耳热之际，一位同学突然用方言朗诵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悄迷圪处的鹅走了，活脱脱鹅悄迷圪处的来，鹅忽抖忽抖管儿袖子，不提溜走一疙瘩瘩云彩。”外地同学听得一头雾水，而本地同学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一次在杭州学习，利用周末去周庄游玩，小桥流水人家，亭台楼阁黛瓦，景色无愧于“江南第一水乡”的美誉，可惜那种美好的感觉无法与人分享，到处都是南腔北调、摩肩接踵的人。在周庄的双桥上，突然听到一声喊“妈”的乡音，那声音在人声嘈杂中直穿我的耳膜，一种亲切和温馨瞬间让我孤独的感觉消失的无踪无影。“他乡遇故知”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我急忙向声音传出的方向奔过去。说话的那个女孩子听着我的问询也激动不已，而她的母亲更是快人快语；“尽是侉子，快把鹅憋死呀，南迷人太小气了！”原来是母亲来看望在这里读书的女儿。在周庄，我们用乡音交谈，母亲告诉我，早上吃完早点，她问人家服务员要“抽抽”，服务员说没有，母亲看见吧台里有，便说人家故意不给，边告诉边说南方人小气。女儿开怀大笑，你就不能说要个塑料袋吗？我们的笑声引来周围人们的侧目，那是怎样的一种惬意和满足。乡音连着故乡，连着故乡的风土人情。如今，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应用和通讯传媒的高度发达，使用方言的人越来越少了，孩子们甚至弃说方言，就是留在村庄里的孩子，也用奶奶代替了“娘娘”，用小巷取代了“小黑浪浪”，一些方言词汇慢慢消失，方言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岁月沧桑，物是人非，乡音正在离我们悄然而去，如果没有了乡音，那还叫故乡吗？乡音是承载乡愁最好的载体，乡音是母亲给得胎记，乡音是故乡给得身份证。“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故旧凭君休更说，老怀容易便沾襟。”我爱我的家乡，更爱那些说家乡话的父老乡亲。
从小求学在外，三十多年的时光转眼而过，出差、学习、参加会议，走过不少地方，也听过不少地方的方言，在相互沟通中，也说过太不标准的普通话，但听来说去，最美的还是家乡话。
我的家乡在土默川上，三百多年前，无数的晋陕民众为了生存背井离乡，打通了黄土高坡与蒙古草原的通道，于是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安居乐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乡方言。家乡话以山西方言为母体，在各地方言的基础上吸收了蒙古族语言，所以，家乡话不仅浸透了晋陕民众的纯朴憨厚，也包含了草原民族的热情和豪放。
小的时候，对语言没有任何概念，以为所有人说得都是同一种话。直到上小学三年级时，村里来了一批天津知识青年，整天叽哩哇啦，乡亲们听不懂，便说人家是“天津侉子”。后来，其中的一位知青被分配到学校做我们的教师，上语文课时我们比照着课文勉强能听懂，到算术课上孩子们便不知所云。再后来，村里有参军回来探亲的人也讲几句“侉子”话，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侧过脸去表示不满和鄙视，甚至编出段子加以讽刺。说谁家孩子探亲回来，路过荞麦地问站在地畔的三大爷：“老头儿，这红根儿绿叶儿是什么玩意儿？”被三大爷提着棍子追得满街乱跑。其实，每个人不管出生在哪儿，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都是在浓厚的乡音里长大的，乡音就像一粒种子，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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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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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之于乡亲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对外来方言从来都是排斥，而且还试图改变外来者的口音。村里张大爷娶了个河北女人，还带着一个叫继光的儿子，每当开饭时，张大娘就满街喊儿子回家吃饭，张大娘喊得是继光，村里人听到的却是“几锅”，于是村里人就把这个孩子叫成几锅。到继光上学时，干脆就把名字写成几锅了。形形色色的方言会生出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有时让人忍俊不住，有时又让人啼笑皆非。家乡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某村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去城里吃饭，到饭店刚落座，服务员就上前询问吃什么，这人高声喊道：“六十一笼包子，七十一壶茶，八十一头蒜！”刚说完就让服务员轰了出去，原来这人说得是“溜上一笼包子，沏上一壶茶，剥上一头蒜”，服务员根本听不懂。
在没有方言的语言环境中，人们把方言藏在心底，方言是每个人离开家乡必须要带走的东西，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乡音就会立刻精神抖擞，兴奋异常。一旦说起乡音，家乡的一切就会涌入脑海。
家乡话抑扬顿挫，很有音律感，“海红红，枸杞杞，狼胖胖”，一草一木的名字都含着家乡的韵味儿。“做甚个来来？”一句温情的问候会荡起许多亲切。“鹅给你做上一对牛鼻鼻孩（鞋），哥哥兜跟兜跟得得劲劲穿上眊妹妹来。”一段地方小曲儿又容纳多少的男欢女爱。鲁迅先生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用起来很有意思的。”每一句方言都有丰富而又特殊的含义，如果用普通话表达则很难达到效果。一次同学聚会，酒酣耳热之际，一位同学突然用方言朗诵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悄迷圪处的鹅走了，活脱脱鹅悄迷圪处的来，鹅忽抖忽抖管儿袖子，不提溜走一疙瘩瘩云彩。”外地同学听得一头雾水，而本地同学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一次在杭州学习，利用周末去周庄游玩，小桥流水人家，亭台楼阁黛瓦，景色无愧于“江南第一水乡”的美誉，可惜那种美好的感觉无法与人分享，到处都是南腔北调、摩肩接踵的人。在周庄的双桥上，突然听到一声喊“妈”的乡音，那声音在人声嘈杂中直穿我的耳膜，一种亲切和温馨瞬间让我孤独的感觉消失的无踪无影。“他乡遇故知”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我急忙向声音传出的方向奔过去。说话的那个女孩子听着我的问询也激动不已，而她的母亲更是快人快语；“尽是侉子，快把鹅憋死呀，南迷人太小气了！”原来是母亲来看望在这里读书的女儿。在周庄，我们用乡音交谈，母亲告诉我，早上吃完早点，她问人家服务员要“抽抽”，服务员说没有，母亲看见吧台里有，便说人家故意不给，边告诉边说南方人小气。女儿开怀大笑，你就不能说要个塑料袋吗？我们的笑声引来周围人们的侧目，那是怎样的一种惬意和满足。乡音连着故乡，连着故乡的风土人情。如今，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应用和通讯传媒的高度发达，使用方言的人越来越少了，孩子们甚至弃说方言，就是留在村庄里的孩子，也用奶奶代替了“娘娘”，用小巷取代了“小黑浪浪”，一些方言词汇慢慢消失，方言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岁月沧桑，物是人非，乡音正在离我们悄然而去，如果没有了乡音，那还叫故乡吗？乡音是承载乡愁最好的载体，乡音是母亲给得胎记，乡音是故乡给得身份证。“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故旧凭君休更说，老怀容易便沾襟。”我爱我的家乡，更爱那些说家乡话的父老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