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读书：您对“非虚构”这种文体怎么看？它既不是虚构文学，但也不算新闻报道，因为它并没有一个热点事件……

何伟：“非虚构”在美国的传统是比较长的，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有一些美国的作家是很重视“非虚构”的。在大学时，我专门读了一个关于“非虚构”的课程，现在我听说在美国关于“非虚构”的课要更多，这是一个传统。

但是在美国“非虚构”是很奇怪的定义，它是“Non fiction”，不是说“是”什么东西，而是说“不是”什么东西，很难下一个定义。但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你写的是真实，不能去创造什么东西。当然，你可以用小说的手法来写，不能虚构但可以借用方法。

新浪读书：在开始写作时，您是否会列一个提纲，或者有某种规划？还是说依靠灵感让它自动产生？

何伟：我写之前都有提纲，但我也会改。我是比较灵活的。有时打算那么做，但做完后可能会有所变化。

新浪读书：在文章中，您说道每天都会写作。而像《寻路中国》这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故事，您是一边写一边观察，还是等素材积累一定程度后才开始写作？您如何构建这部作品？

何伟：积累素材是非常重要的，你收集不好、采访不好，根本没法去写。但有时材料又太多了，分类就变得很重要。比如按A、B、C、D……那样地分类，按照时间、地点等等，如果我要找一个东西会很快，当然这是在提纲之前要做的。每一个分类我都会认真地看，然后开始思考提纲，最后动笔写。我的老师也是用这个方法。

新浪读书：您在与受访者交流的过程中，会主动引导一些东西吗？会有一定目的性吗？

何伟：我不希望每个采访都那么正式。开始的时会比较正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开始慢慢习惯我，我可以在受访者旁边，在他/她工作的时候观察，会看他/她跟其他人是如何接触和交流的，这是最理想的。

我正在写一个药剂师的故事，我采访他很多次，但更多的时候是在他工作时，我待在旁边，没有采访，而是看他与顾客之间如何交流。

在写《寻路中国》工厂的部分时经常是这样的，我看他们平日里怎么交流，这样会很自然。但是，这样做很需要时间，你不能第一次碰到一个人就这样做。我曾经在新疆采访导演姜文——那时我时间比较多，他就对我说：“你和其他的记者不一样，你不提问题。”我就是观察他跟其他人的交流。

新浪读书：卡波蒂曾经说过，写作前要“先将情感耗尽，然后才觉得自己冷静得足以分析它并使之形象化”这样才能写出完美的、有控制力的作品，不至于失控。那么您在写作中是包含情感，还是努力使自己做到冷静客观的呢？

何伟：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他并不介入其中，而我写作时我也是其中一员。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必须要向读者介绍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新浪读书：外国人的身份会带来很多便利，但同时也使人们可能并不是真实生活中的那个样子面对您，导致某些东西变形了或被遮掩了起来，您会担心这个问题吗？

何伟：有时确实会有这个担心，这也是我花费时间多的原因。第一次碰到一个人可能会不太自然，但是会慢慢自然起来。

新浪读书：亨利-米勒曾经说过，“每天听人家讲另一种语言，会让你自己的语言变得锐利，让你意识到以前无法察觉的微妙之处。”您在中国和埃及都待了很长时间，您现在的语言风格的形成是否与此有关？

何伟：我学习汉语还有阿拉伯语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学习一门外语对于你的写作、思想有很大好处。你的角度会多改变一些，对我自己的发展很重要。

我来中国之前，我没有写过什么太丰富的东西，都是一些游记之类，都不太深。离开涪陵以后，我就开始写一种比较深层次的文章了，我觉得这跟学汉语是有很大关系的。我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学了汉语和阿拉伯语以后，我对英文也更理解了，写作水平也有了提高。当你太过熟悉自己的语言，你无法再发现这门语言好的特色。但是当你生活在其它语言中，再去反观自己的语言，是很有帮助的。

新浪读书：您在写作时有什么习惯吗？比如卡波蒂必须躺着写，而海明威则习惯站着写作……

何伟：我没有什么特殊习惯。我只是需要安静，不要有音乐，一个人，不要有旁人，必须一个人。

新浪读书：您的书中似乎很少涉及到都市题材，但《奇石》中那篇《胡同情缘》我觉得非常棒。您有没有打算写一写都市人的生活？或者是否打算写一些中国其他的群体？

何伟：《奇石》这本书是我把所有在《纽约客》写的文章收集起来的，我很喜欢这些故事，所以我收集了起来。在美国有这个传统，一个作家，尤其是“非虚构”作家，积累到某一程度，他们会把他们写的故事、文章收集起来。

目前我还没有打算写中国的都市题材，两三年后我和彤禾会回中国，但是具体写什么东西现在说还太早。来了以后再看，有什么比较有意思和重要的事。

我从1996年到2007年在中国这段时间，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是体现在流动人口上。很多人从农村去了城市，一些人本来是穷的，后来变成了中产阶级，所以我写的大多数都是这类人。我觉得应该写他们，对于历史而言，这是很重要的变化。但是以后很难说，因为两三年后中国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我想我可能会写一些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跟我当初来中国时不一样了。中产阶级对中国的前途来说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年代都会有合适的题材。九十年代可能写流动人口比较合适，而现在会不一样。

新浪读书：当初赛珍珠曾遭遇到退稿，出版商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大众对中国没有丝毫兴趣。”现在情况如何？美国读者会关心这些中国故事吗？中国人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那么您就满足一下这种心理，跟我们说说当代中国在西方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印象？

何伟：西方读者比以前欢迎了。我写《江城》的时候大多数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有好多编辑告诉我——那是1998年——你写得很好啊，但是我们觉得读者对中国不太感兴趣，特别是对中国的小地方。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有许多这样的书了，美国的读者对这个题材感兴趣了。当然，还是存在一些偏见。他们比较重视政治，但比以前好多了。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也比以前多了，九十年代几乎没有学中文的人，现在在很多中学都开始学中文了。

在美国有不少人对中国感到害怕。中国现在越来越有权力，越来越强大，经济越来越好。他们会害怕中国的竞争。还有一些人怕与中国发生战争。这些人的思想比较传统。还有一部分美国人，他们觉得中国是个机会，这是他们学习中文的原因，对前途和工作会有好处。但是近两年，将中国视为竞争者的人比以前更多了。这与“共产主义”这个词有关。在美国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还有一些禁忌。

新浪读书：您在写作时是否有意地希望成为西方读者了解真实中国的一个窗口？

何伟：我写的时候没有过多去想读者。我更多去想的是书中的人物、故事还有责任。我最重要的不是给读者介绍中国的政治、制度之类的，而是去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民众，这样他们对中国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新浪读书：听说您当时来中国时对中国并没有太多了解。

何伟：是的，但我觉得是好的。那时很多在中国的美国记者跟中国的联系并不紧密，所以写出来的也全是比较传统的对中国的认识。而我的经验不是从课本上来的，是从涪陵，是从真实而来。

新浪读书：当初您决定写中国故事，是否受到了某些触动？

何伟：可能一个原因是，我在涪陵的时候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是没有一本是对我的情况比较合适的，它们大多数是关于政治或者大历史的，没有关于本地的。所以一个简单的目的是，给那些像我一样来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一本关于本地的书。那时大部分外国记者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们没有机会来写这样的书。

还有一个原因是关于“幽默感”。我觉得中国人的幽默感很不错，看到了很多好玩的东西。我可以让美国读者知道，这不是一个悲伤的地方。

新浪读书：您觉得在中国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自身有没有什么东西被这个国家改变了？包括性格，或者习惯等等……

何伟：大多数的变化是在涪陵的时候。从我刚到涪陵到离开涪陵，我的变化非常大。我刚来的时候思想是比较空白的，觉得这里的人就是比较穷的。但是后来我知道不应该这么说，他们的生活也很丰富，他们也有思想。来了以后，他们于我而言才成为了真实的人，而在这之前我觉得中国人都一样，分不出来谁是谁。

新浪读书：您曾说当初写完《江城》时，没想到会受到读者欢迎。那么，当初推动您写作的动力是什么呢？

何伟：我写《江城》时跟出版社还没有什么联系，我写它最根本的原因，是让我自己不要忘记那段经历。我在涪陵的经验，我认为很宝贵也很有意思，我要快点写，我不要忘记了。那时我写书还不太成熟，我怕十年之后我看那些资料，已经不知道怎么用了。

那时我刚离开涪陵，在父母那里，我认为自己可以花四五个月的时间来写，如果书能卖出去当然好，我很高兴，如果没成功也没问题，因为我不会忘记那些东西了。

新浪读书：我曾看到有许多文学青年看过您的书后也产生了写此类题材的想法，作为前辈，您对于处理这类题材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何伟：我当然要鼓励他们。首先要多读一些书，然后就是采访、研究。最重要的是，我想让他们知道，“非虚构”是了解世界与自己一个很好的工具。中国现在正要决定走哪条路，作家是可以帮助这个国家的。

新浪读书：中国有句古话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显然，您已经行过了万里路，那么您觉得阅读的意义如何？

何伟：我读书多的时候是在大学时代，特别是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读了很多很多，对我的教育有很好的影响。我参加和平队来中国以后，就读的少一些了，因为那时我要学习中文。但是我的基础是从书来的，读书是一部分，后来我在外面跟人交流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最好是，开始时你比较努力读很多书，然后你应该经历一些事情，积累经验。

现在我读得比较多的是关于埃及的，我还读了很多关于历史、考古方面的书，因为我要涉及埃及的历史。读文学类的东西我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但年轻时读了许多，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有时间我还是要读文学，但现在没办法，工作和生活都很忙。（平时会读一些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吗？）我现在在埃及，就不怎么读关于中国的东西了，我不希望想太多关于中国的事，这会对工作有影响。

新浪读书：您看过中国的文学作品吗？有没有喜欢的中国作家？请列举一二。

何伟：我比较喜欢传统的。还有鲁迅，高行健的《灵山》，还有马健的一本游记《红尘》，以及廖亦武。我现在对梁鸿很感兴趣，有许多人都推荐她。但我看中国字不是很好，大多数都是翻译来的，但她的书还没有翻译。莫言我也看过，但不多。近几年来我书读的不多，这是一个缺点。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严杰夫

“萝岗是位于中国南部广东省的一个小村子，我之所以心血来潮光顾此地，是因为听说这里的一家鼠肉餐馆颇具声誉”。这是彼得?海斯勒新作《奇石》中的一篇文章《野味》的开头。这个故事意味浓重的开头，一下子就将读者带入了彼得?海斯勒的“世界”里。

彼得?海斯勒，这个以中文名“何伟”为中国读者所熟识的美国记者，此前已经为我们带来了《江城》、《寻路中国》两部作品。在那两部作品中，何伟都用细致入微的观察，写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真实存在，却又被熟视无睹的一些东西。凭借着这一点，何伟用文字征服了许多读者。于是，对于这本《奇石》，许多读者都好奇何伟又会带来哪些新东西。

事实上，无论在视野上还是题材上，《奇石》都不同于先前的两部作品。这本《奇石》中共包含了24篇题材各异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了继续讲述“中国故事”外，还将视角涵盖到了美国、埃及等其它国家。无疑，在这本书中，何伟为我们展现了更宽广的叙事视野。这也意味着，我们在何伟的笔下，不再只是读到他借着西方人的视角，来叙述中国社会的光怪陆离，他也开始用中国式的“标准”来解读西方社会中的诸多细节。

《去西部》一文即为明显的例子。这篇文章讲述了何伟夫妇刚从中国回到美国定居的那段生活。在文章里，何伟写道，“我在海外生活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视角正在发生相似的变化。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我对美国生活的认识日渐成为开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其中一个有趣的情节是，何伟在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前后，分别接触了两国的搬运工，他发觉中国的搬运工不仅身着统一制服，而且办事效率也很高。何伟还注意到，中国搬运工严谨认真的包装手艺，甚至让美国同行感到无地自容。当然，这样的对比和观察视角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何伟接受了“中国特色”，而开始抛弃美国式的生活，事实上这种变化反而帮助何伟更加理解和喜爱“美国特色”。他写道，“回到美国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怀念美国人说话的方式。我喜欢他们不慌不忙地讲述逸闻趣事，也乐见自己还能明白他们话语中的细微含义”。

似乎，《去西部》是《奇石》中唯一一篇完全叙述何伟个人生活的文章，因此，在其中我也看到了写《江城》的那个何伟的影子。而在其它文章中，何伟则更像是一位记者，尽管也在不紧不慢地讲着故事，但其中叙述的语调、呈现的观点就严肃了许多。

就拿《胡同情缘》来说，同他的朋友迈克尔?麦尔(梅英东)那本《再会，老北京》一样，这篇文章的主题同样也是有关奥运前北京老胡同的拆迁。但是，与梅英东将自己变成叙事的一部分不同，何伟在文章中始终都处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尽量让自己的叙述显得客观。尽管何伟也谈到了被强迫相亲的过程，但这场相亲到最后也似乎成了一场采访。很明显，生活在胡同里或与胡同相关的中国人才是故事的主角。

在《离乡回乡》中，这种严肃的态度就更加明显了。这种态度不仅体现在语言表达上，还在于对采访对象的选择上。《离乡回乡》是一篇描写篮球明星姚明的文章。为了客观勾勒出姚明与其它中国职业运动员生活状态的同与不同，何伟在文章中除了采访姚明和他的家人、队友，还采访了中国基层体校的教练、姚明的粉丝这样的普通人，更值得感慨的是，为了避免过于片面地呈现普通人的视角，何伟在文章中还给了篮协主席这样的官方角色以一席之地。这样的平衡手法自然地融入到整篇文章的叙事中，最终全景式地呈现了当代中国体育界的现实生态。

《奇石》里的20多篇文章跨越了12年的时光，曾经的“作家何伟”早已变成了如今的“记者何伟”，与这一起变化的还有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然而，其中唯一不变的是，无论作为一位作家，还是一名记者，何伟始终未曾放弃对于“故事”的兴趣。正如他自己在序言里所说的那样，“非虚构写作的乐趣正在于探寻叙事和报道之间的平衡”。就是这样，何伟的文字才在走向专业的路上，却一直都对这个世界拥有一颗鲜活的好奇心吧。

书籍信息：《奇石》，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 中文名何伟，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3

在描述从来没去过欧洲，却要为那些著名建筑画像谋生的中国艺术家时，海斯勒先生写道：“镜像的反映能够让她聚焦细节；她从未在大环境中迷失自我。”这句话同样也是海斯勒先生的写照。

——《华尔街日报》

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柴静

何伟的作品平静而充满自信，以绝妙的语调和姿态赋予他所描绘的时刻以生命。他知道何时应该参与行动，何时应该等待事情发生。

——史景迁

《寻路中国》的确比起之前的《江城》、《甲骨文》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我真的觉得这是一本我们绝大部分，甚至是所有现代中国作家都写不出来的一本书。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