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800字范文关于改革开放

我们党进行革命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求富强。对此，大家的认识都是很明确的。正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提出共同富裕的要求。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7页）这是讲农民的共同富裕。过了十八天，即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5-496页）提出共同富裕，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闪光点，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从理论上充分加以论证，因而这个共同富裕的思想是不巩固的，所以不久，在国内国际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发生了大的摇摆，由追求共同富裕到赞赏“穷”、贬斥“富”的大转变，影响到全党全民。 “文革”是在“反修”、“防修”的名义下发动和推进的。据说，人富裕了就要变“修”。什么叫“修”？“修”就是倾向资本主义，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修”等于“资”。实际的逻辑就是，穷了才能保持革命性，富了就没有革命性，就要变“修”，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在这种舆论的引导和影响下，人们以穷为荣（所谓“穷光荣”），不敢言富，更不敢求富致富。 以穷为荣，惧怕富裕，不敢求富，不准致富，这是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正常心理的扭曲（马克思曾说，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是“左”的思想的最大危害。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明确指出，绝不能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是人民共同致富，致富不是罪过。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清算了穷社会主义的思想，彻底否定了“穷革命，富变修”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富民的政策，鼓励和支持人民创业。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使家庭财产普遍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的落实，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转变。现在，困扰了我们多年的“穷革命，富变修”的错误思想已经被基本消除，广大群众能够理直气壮地讲富，理直气壮地创业致富。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实质意义的思想解放。 转变之二：对待人的态度——从见“人”就批到“以人为本” 很长一个时期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的社会一度把阶级的概念绝对化，把阶级同“人”割裂开来，只讲阶级，不准讲“人”。由此出发，导致忽视甚至否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人应有的尊严与权利，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这种轻视“人”的思想，在“文革”中造成严重恶果，对人的轻视和蔑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轻视人，蔑视人，摧残人，是“左”的突出表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我国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社会基本人群的农民，他们没有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1页）马克思讲的是德国的封建社会，但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也是这样。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对“人”的问题的一次深刻教育，使人们懂得了要尊重人的权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各种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提出和落实，也是对人的权利问题的生动教育。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后，党中央对“以人为本”的意义和内涵进一步阐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响亮提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抢救生命是重中之重。这是对“以人为本”的最明确也是最好的诠释，把对人的理解提到新的高度。这里，已经抛开了片面的阶级论，这里讲的人，是覆盖全社会的，不分阶级、地位、财产多少，前后都没有限制词。这次抗震救灾，使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关于“人”的问题的普遍教育。 从否定人性、人道、人权，见“人”就批，到提出“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表明，在“人”的问题上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已经实现了根本的转变。 转变之三：对待自然的态度——从“人定胜天”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一度坚信“人定胜天”，迷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在“敢叫日月换新天”，“重新安排河山”，“改天换地”这些豪言壮语的鼓舞下，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另一方面，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不少地方片面追求GDP，而忽视了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生态灾难使人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开始觉醒。 1998年长江洪涝灾害后，人们重温恩格斯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集第383页）恩格斯的这些话，好像就是针对我们今人而言，使人们有所醒悟，从此停止了对长江上游林木的乱砍滥伐。2004年12月3日，老一辈革命家任仲夷同北京的一位学者探讨科学发展观，写了一段很精辟的话：“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从根本上讲，人是不能胜天的。天——大自然，大宇宙，只能与之和平共处，与之适应，绝勿做违天之事。违天，即违背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违天，是做孽。古语曰：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治（逭），我说的自做孽是指违反客观规律之事，教训太多了。”（引者按：原文有两处讹误）这是任仲夷对几十年来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具有代表性。 近年来，党中央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2006年10月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又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这标志着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大转变。可喜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经越来越成为全民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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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政治小论文 1500字如下：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文革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流的一面。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　　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　　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文革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　　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流的一面。